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

张旭科 刘刚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主要内容]：鉴于对体育行业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笔者对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了粗浅的研究：认为行业规则没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那些代表了人类正义与理性的部分要及时的转化为法律，避免人类理性与法律的冲突。就我国来说，这种冲突主要在于竞技活动中的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的冲突以及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刑法有关规定的冲突。
[关 键 词[：法律的效力 业务正当行为 阻却违法事由 社会相当性


引 言
2002年10月，中国足协对2001年甲B五家足球俱乐部进行了处罚，籍此为导火线，掀起了揭发黑哨的风暴，同时，对于司法介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体育行业规则与法律的冲突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然而，无论是阎掌门的拍胸保证还是有关领导的个别指示，都没有抵挡的住司法的最终介入。在中国以法治国的社会大气候中，这也是必然的可以说中国体育界的腐败问题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些现象已经严重的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文明，可以说无法用道德，用一般的社会规范去调整和制约了，法律尤其是刑法理所当然的应加以规范和调整，法律工作者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为此，笔者就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冲突做以论述

一 刑法的效力和地位高于体育行业规则
刑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刑法的效力范围包括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我国对刑法有关空间效力的规定，采取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兼采其他原则的方法。“即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不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1]由此看见，不论何种领域，哪个地区，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触犯了刑法，就要受到刑法的惩罚。体育行业竞赛当然也不例外。体育行业规则是在体育竞技活动中形成的由各体育协会共同约定的行为准则。它不能成为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体育竞技行为准则。关于制定法和自然法的效力，可以所自从法律产生的那一刹那便开始了争论。古罗马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全面的论述了自然法，他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则，它是一种真正的法律，代表着人类正确的理性，因此。它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法律应该符合这种代表人类真正理性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2]
然而，自然法不论是怎样符合人类理性都是难以与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相结合的，因为以法治为目标的来确定国家法律秩序必须要树立一种权威。而自然法不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果自然法不能成为制度体系中可以操作的规则，那么它检验制定法就缺乏可资参照的规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自然法的转换，同过转换将自然法中的正义和理性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法律规则，并将这种法律规则推到根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体育行业规则中代表人类正义与理性的东西应及时的转化为正式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3]
2001年末，体育界的各种丑闻终于被抖出来了 ，严峻的形式使得司法介入摆上了议程，虽然最终司法介入成为了现实。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仍然在继续。普遍认为刑事司法介入尚存在争议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司法介入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
（一）体育市场参与者的身份是否符合犯罪主体。
（二）体育规则容忍甚至赞许了许多在社会生活中属于违法的行为。
（三）我国刑法未对有关事项做出全面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体育规则正式立法，另一方面刑事立法要充分注意到这方面的规束。

二 体育行业规则与刑法的具体冲突
体育竞技事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即竞技比赛的对抗性和竞技比赛规则的专业性，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立与法律的竞技规则和裁判规则，而我国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竞技活动中的特殊行为加以规定，对体育竞技活动中的严重违规行为也没有做出专门的惩罚性规定，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二者之间的法律冲突。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竞技活动中对抗性伤害与故意伤害罪
竞技体育分为技巧性比赛和对抗性比赛。不论是哪种体育项目都是向人类的生理极限挑战，都带有极大的风险性：技巧性比赛的风险主要是在于追求高，难，险的优美动作的同时会出现人身意外；对抗性比赛的风险主要在于双方的激烈对抗之中，因为身体的猛烈撞击，力量的激烈对抗，往往会使运动员受到伤害以至残废或死亡。
在这种竞技比赛中的伤害是为体育规则所允许的，如果是由于犯规所造成的，一般课以赛场犯规处罚，对于特别严重的犯规，也只是罚款，停止比赛，最严重也仅有终身禁赛的处罚。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是刑法主要任务之一。所谓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名誉权等。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行为乃至某些正常行为明显的威胁到了运动员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按照刑法的规定，其主要构成了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杀人罪。以上三罪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从客观方面来讲，故意伤害罪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体育比赛中的犯规虽然为体育竞技规则所允许，却没有为任何法律所允许，因此是违法行为。过失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重伤则表现为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造成了他人重伤或死亡。从犯罪主体来看，只要是年满14周岁的人即可成为这三罪的主体。从主观方面来看，故意伤害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过失致人重伤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表现为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在对抗性竞技比赛中，如拳击、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个他人造成伤害是心知肚明的，而拳击运动员更是希望给对方造成最大可能的伤害。因此，具备了犯罪的故意或过失。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构成要件具备，即可认为构成犯罪。但是体育竞技比赛中的这种人身伤害是发展体育比赛事业所必须承受的。如果对这些行为一概以犯罪或违法论处，将不利于提高体育水平，发展体育事业。
其实这一矛盾可以用“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论 来解决。“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是指外表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实质上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1]正当行为是刑法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其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外国刑法中将其称为阻却违法事由或合法辩护事由。
此种规定可以说自古有之。古罗马法《十二铜表法》规定：“如果夜间盗被杀，则杀死应认为是合法的。”[2]《周乱-秋官-朝士》称：“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3]
关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观点有若干种，社会相当性说是刑法理论中的通说。所谓社会相当性，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所允许的行为。
该说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察，认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一切侵害社会法益的行为都要作为违法加以禁止，社会生活就停止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机能，对于那些从动态、绝对的观点来看是社会正常行为，即使从静态、绝对的观点来看是侵害了法益，也不能认为是违法，只有超越了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才是违法的。[1]
由此，可以将体育竞技行为做为业务正当行为，即根据行为人所从事的合法业务的要求所实施的行为。然而，我国的刑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正当业务行为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正当行为。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都规定了业务正当行为是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在英美法系中，业务正当行为也是合法辩护事由的一种。这很值得我们去借鉴。
（二）体育行业内部处罚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妨害公务罪
对于体育竞技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舞弊、及其他“黑哨”现象，按照体育行业常规，往往是课以禁赛及降级等处罚，而鲜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即使是中国足协的阎掌门也如莽汉般的拍胸保证：吹黑哨的裁判只要交出赃物并作出检讨即可免受司法部门的处罚了。例如，中国足协《章程》第87条规定“1、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2、诉讼委员会在《诉讼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最终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3、诉讼委员会作出的工作范围之外的裁决，可以向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委员会申诉，常委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此种规定，显然是排除了司法的介入。
而根据新刑法的第402条的规定 ：“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形式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两高”发布的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刑法发条确定的罪名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本罪在主观构成上应当处于故意，并且具有“徇私”的动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察案件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徇私是指“殉私情、私利”。体育行业中构成了犯罪的行为而不需移交法院解决，从其本质上来将，就是为体育内部人员的私利而性私情，个别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就更是徇私的表现了。本罪的客观构成上需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实施了舞弊的行为。包括“隐瞒情况、伪造材料、能虚作假”。该移交司法部门的案件不移交，本质上就是一种隐瞒情况的违法行为。第二、实施了不移交的违法执法行为。第三、“不移交”的违法执法行为所涉及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根据我国体育法的有关规定，体育行业管理部门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其从业人员因而属于行政执法人员，可以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而且其传统做法，可以说正是触犯了本罪。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行为。在我国足球赛场上球员、教练、俱乐部工作人员动辄辱骂、追打、威胁裁判的行为时有发生，且在国际足球赛场上都屡有发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于这些行为，过去只有罚款、停止比赛，最重的也仅有终生禁赛的处罚。但是没有司法的介入，这些处罚并没有起到杜绝这类现象发生的作用。基于裁判员是国家公务员的立论，其在比赛场上执行裁判职责的行为，是受足协指派代表足协依法履行职责，理应属于公务行为。对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其履行职责，且后果严重的行为，以妨碍公务罪论处，既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也是对裁判人员的保护。
以法治国，那么对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放松，法律该管的就要管,法制不完善的要尽早的完善，不能因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阻隔了法治的进程!对于体育这一行业，体育管理部门也不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管理者，以法治国的今天,对体育市场的管理，如同司法机关对计算机领域,期货，证券市场，知识产权领域的介入和管理，不可能例外。

参考资料：
[1] 中国律师 2001年第2期 47-49页
[2] 《正当行为论》 王政勋著 法律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 高铭喧《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2] 《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朱福恶著，法律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3] 《正当行为论》 王政勋著 法律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1]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版
[2]《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高铭喧《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8版
[1] 高铭喧《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8版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171号


《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第一条　为促进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利用和节能建筑的推广,节能利废,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和使用墙体材料以及与此相关的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制造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新型墙体材料系指非粘土墙体材料(含非粘土瓦)。
　　本办法所称节能建筑是指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及其他节能技术,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节能建筑设计标准的建筑。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和节能建筑推广应用工作的领导,把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和节能建筑推广应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墙材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工作,其所属的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墙办)具体负责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业务上受上级新墙办指导。各级新墙办应当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力量,实行目标责任管理。
　　新型墙体材料在节能建筑中推广应用的管理工作,由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各级墙材主管部门共同负责。
　　各级经贸、计划、建设、国土资源、水利、质量技监、环保、财政、价格、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和节能建筑推广应用工作。
　　第六条　各级新墙办具体负责下列工作:(一)贯彻执行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的法规、规章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负责本办法的具体实施和监督检查;(二)编制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的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三)组织、协调新型墙体材料科研、生产、产品认定和推广应用;(四)按规定征收、管理和使用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五)负责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工作的信息交流、统计和宣传教育,并负责组织指导有关培训工作;(六)负责新型墙体材料在节能建筑中推广应用的相关管理工作;(七)协调解决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八)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新墙办交办的有关事项。
　　第七条　对在新型墙体材料的开发利用和节能建筑推广应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八条　除省墙材主管部门确定的偏僻山区、边远海岛外,不得新建、扩建粘土砖瓦生产企业;现有粘土砖瓦生产企业不得增加新的粘土采掘用地。
　　违反前款规定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土地使用证、采矿许可证和临时用地许可证。
　　第九条　本省建制镇以上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筑工程中建筑墙体部分,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坡屋顶屋面、围墙和临时建筑禁止使用粘土制品。
　　框架结构的填充墙、高层建筑的非承重墙应当逐步减少使用粘土制品。
　　农村建筑工程(含农民自建住房)应当逐步减少使用实心粘土制品,提倡使用新型墙体材料。
　　第十条　各地应当充分利用符合产品标准和安全的非粘土类资源和江、河、湖、海泥及其他废弃资源生产新型墙体材料。企业生产的新型墙体材料符合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新型墙体材料目录》的,经有关部门认定和税务机关批准,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企业生产新型墙体材料必须符合产品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省新墙办应当协助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地方标准;对既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又尚未制定地方标准的,各级新墙办应当督促生产企业制订企业标准,报当地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不得生产和销售没有产品标准或质量、安全性能达不到标准的墙体材料。
　　第十二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制定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和节能建筑的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规程和要求。省新墙办应当积极配合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有关工作。
　　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和节能建筑技术,并严格按照节能建筑标准进行设计。
　　第十四条　在本省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不含农民自建住房),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8元的标准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建设单位或个人持专项基金预缴款凭证,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施工许可证。
　　第十五条　专项基金实行分级征收。省(部)属单位的建筑工程,由省新墙办负责征收;市、县的建筑工程,分别由建筑工程所在地的市、县新墙办负责征收。
　　征收专项基金,统一使用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监制的基金专用票据。
　　第十六条　专项基金使用范围为:(一)新建、扩建、改造新型墙体材料生产项目和推广应用示范项目;(二)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新技术与新产品开发与推广;(三)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宣传;(四)经地方同级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有关的其他开支。
　　专项基金使用形式为贴息和补助以及国家认可的其他形式。
　　第十七条　建筑工程使用新型墙体材料和孔洞率25%以上空心粘土制品(以下简称空心粘土制品)的,在主体工程完工未粉刷前,经新墙办验收,按一定比例退还专项基金。新型墙体材料和空心粘土制品占墙体材料总用量比例小于60%的,不予退还。达到60%及以上的,对其中使用新型墙体材料部分,按实际使用比例退还;对其中使用空心粘土制品的部分,按实际使用比例的30%退还。建筑工程符合节能建筑设计标准的,退还比例提高10%。
　　第十八条　县级新墙办征收的专项基金扣除已退还部分后,2%上缴市级新墙办,3%上缴省新墙办;市级新墙办征收的专项基金扣除已退还部分后,5%上缴省新墙办。
　　第十九条　专项基金是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接受各级财政、审计行政主管部门和上级新墙办的监督检查。按规定应当缴纳专项基金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时、足额缴纳,任何地区、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缓征专项基金,也不得截留、坐支、平调和挪用。
　　各级新墙办的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条　各级新墙办应当按照同级财政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编制年度专项基金收支预、决算,报同级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上一级新墙办备案。
　　第二十一条　专项基金征收、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墙材主管部门另行制定,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建筑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的职责依法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缴纳专项基金的,由墙材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按日加收违反规定金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截留、坐支、平调、挪用专项基金的,由监察、财政、审计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新墙办应当积极配合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做好行政执法工作。
　　县级以上墙材、计划、财政、建设、国土资源、质量技监等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新墙办,实施有关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新墙办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一)对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给予办理土地使用证、采矿许可证和临时用地许可证的;(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1997年6月19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新型墙体材料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