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东省省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监事会暂行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粤府办(2001)26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省属企业国有资产运营的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依据《公司法》、《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和《广东省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总体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授权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公司。
第三条 省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授权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由省经贸委管理，对省政府负责。
第四条 监事会主要职责是：以财务监督为核心，依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对公司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财务活动以及公司董事、经理班子成员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第五条 监事会与公司董事会、经营班子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监事会不参与、不干预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

第二章 监事会的产生
第六条 监事会由主席一人、监事若干人组成。监事分为专职监事和兼职监事：从省有关单位选任和公开选拔的监事，为专职监事；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为兼职监事。
监事会成员为不少于3人的奇数，包括：
（一）省派出的监事；
（二）职工代表（不超过监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
（三）或有关方面的专家。
国家公务员在任职期间不得兼任监事，公司董事、经理班子成员及财务负责人也不得兼任监事。
第七条 监事会主席按照规定程序由省经贸委任免，并报省委组织部备案。
专职监事由省经贸委委派，从省有关部门选任或通过公开招聘择优选拔，公开选拔的办法另行制定。
兼职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报省经贸委批准。
第八条 监事会成员每届任期3年。任期届满后，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不得在同一公司连任。

第三章 监事的任职资格
第九条 监事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心于发展国有经济；
（二）熟悉并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具有财务、会计、审计或者宏观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每个监事会中至少有一位曾任会计师或审计师5年以上的专职监事）；
（四）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忠于职守；
（五）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和文字撰写能力，并具备独立工作能力；
（六）身体条件胜任本职工作，上任年龄不超过57岁。
第十条 监事会主席应具备的条件：
监事会主席除应具备第九条规定的专职监事的条件外，还应有以下的工作经历：一般为副厅级或担任正处级职务3年以上、副处级职务5年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企事业单位中有3年以上管理经验的高中层管理人员中公开选拔。
第十一条 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实行回避原则，不得在其曾经管辖的行业、曾经工作过的公司或者其近亲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的监事会中任职。

第四章 监事会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监事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公司贯彻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情况；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验证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三）检查公司的经营效益、利润分配、资产运营情况以及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完成情况等；
（四）检查公司董事、经理班子成员的经营行为，并对其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惩、任免建议；
（五）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监事会成员联系会议，了解全资、控股子公司财务活动、经营管理活动及资产运营情况等；
（六）省经贸委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监事会主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主持监事会会议；
（二）负责监事会的日常工作；
（三）签署监事会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
（四）对各监事的工作进行指导和考核；
（五）应当由监事会主席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监事会一般每年对公司进行1－2次全面检查，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对公司进行专项检查。
第十五条 监事会开展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听取公司董事、经理班子成员有关财务、资产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的汇报，在公司召开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监事会主席或专职监事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职工代表大会，必要时列席党政联席会议、经理办公会议；
（三）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四）核查公司的财务、资产状况，向职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必要时要求公司董事、经营班子成员作出说明；
（五）向财政、工商、税务、审计、海关等有关部门和银行调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管理、资本变动等情况；
（六）召集公司下属企业监事会成员联系会议，沟通情况。
第十六条 监事会每次对公司的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作出检查报告。其中年度检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对公司财务以及经营管理、资产经营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评价；对公司董事、经理班子成员的经营管理业绩的评价以及奖惩、任免建议；对公司存在问题的处理建议；以及省经贸委要求报告或者监事会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检查报告经全体监事会成员讨论，经三分之二监事同意后，由监事会主席签署，经省经贸委审核后报省政府，同时抄送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
监事中如对检查报告有原则性不同意见的，应当在检查报告中说明。
第十七条 监事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公司经营行为有可能危及国有资产安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者侵害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紧急情况，以及监事会认为应当立即报告的其他紧急情况，应当及时向省经贸委提出专项报告，同时抄省财政厅，也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报告。
第十八条 省经贸委根据监事会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的情况，可以建议省政府责成省审计厅依法对公司进行审计。
第十九条 监事对工作负有诚信和勤勉的义务。监事应当遵守本办法，执行监事会的决议。
第二十条 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不得接受公司的任何馈赠，不得违反规定参加由公司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与经营行为无关的消费等活动，不得在公司中为自己、亲友或者其他人谋取私利。
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不得违反规定接受公司的报酬、福利待遇及在公司报销费用。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成员必须对检查报告内容保密，不得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

第五章 监事会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省经贸委负责对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包括拟订监事会成员的管理规章、制度、办法和监事的工作守则，并监督实施；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的选拔、任免、委派，兼职监事的审批、委派以及监事会成员的培训、考核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主席在任职期间享受派驻公司副职待遇：
（一）工资、补贴、奖金由省人事厅会同省经贸委，参照相当副厅级行政级别公务员工资标准予以审定；
（二）医疗待遇享受相应行政级别公费医疗。
公开选拔的专职监事，由省经贸委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其相应行政级别和工资、奖金和补贴、医疗待遇。
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的编制在省人事厅单列。原来属于行政事业编制的，任职期间其行政事业编制在原单位予以保留。工资、补贴、奖金由省财政集中支付。
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任职期满后，可回原单位或另行安排工作，不再享受任职期间的待遇。如到退休年龄，回原单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第二十四条 监事会主席和专职监事的工作经费，由省财政厅按核定标准拨付省经贸委统一支付；兼职监事的工作经费由企业承担。
第二十五条 建立监事会主席会议制度，省经贸委每季度召开一次监事会主席工作会议，沟通情况，交流信息。
第二十六条 省经贸委与监事会签订责任书，明确双方的责任及负责任的具体方式。
第二十七条 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配合监事会的工作，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六章 监事的考核和奖惩
第二十八条 省经贸委每年对监事会成员进行考核，考核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档，考核结果作为监事会成员奖励和处罚的依据。具体考核办法由省经贸委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监事在监督检查中成绩突出，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重要贡献的，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除监事会主席以外的专职监事的奖励还包括：任职期间晋升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任职期满后，可轮换到其他省属资产经营公司、授权经营的大企业集团担任监事，或推荐到其他单位任职。
第三十条 省经贸委受理对监事会、监事的投诉及举报。
第三十一条 监事会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经贸委予以免职：
（一）经省经贸委年度考核为不称职的；
（二）对企业的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隐匿不报或者严重失职的；
（三）与企业串通编造虚假检查报告的；
（四）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所列行为的；
（五）在职期间因患病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
对其中违反行政法规和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公司的职责
第三十二条 公司应当定期、如实向监事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并及时报告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情况，不得拒绝、隐匿、伪报情况。
第三十三条 公司决定召开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应当提前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监事会参加。党政联席会议、经理办公会议的议题涉及资产运营或重大经营管理活动时，也应事先通知监事会。公司还应在上述会议纪要或决议成文后，及时报送监事会。
第三十四条 公司应支持兼职监事参加监事会组织的活动，依法履行监事的职权。
第三十五条 公司发现监事会成员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所列行为时，有权向省经贸委报告，也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报告。
第三十六条 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公司负责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直至撤销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监事会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无故拖延向监事会提供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等有关资料的；
（三）隐匿、篡改、伪报重要情况和有关资料的；
（四）有阻碍监事会监督检查的其他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省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授权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公司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其所投资的独资、控股公司的监事会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省经贸委负责解释。


2001年4月29日
　 人格权立法面面观

——走出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之争


一

　　人格关系的调整与保护在民法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按照民法学者的理解，应该较财产关系的调整与保护显得“更为首要”。然而，有趣的是，在民法历史上，人格关系规则与财产关系规则比较起来却显得特别单薄，后者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从法律形式上都显示出雍容华贵的特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财产法好像披金戴银的贵妇人，人格法却犹如穿着简陋的灰姑娘。

　　财产法的雍容华贵，首先在规范总量上，一部民法从规则分布上看几乎就是财产法。例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统共三编，占据主要篇章的是财产法，第二编和第三编分别是“财产”和“财产的取得方式”;又例如，1900年《德国民法典》统共五编，占据主要篇章的也是财产法，即第二编“债务关系”、第三编“物权”以及第五编“继承”。财产法的雍容华贵，其次体现在其法律形式的高度发达上，财产法规则主要是调整性规则而不是保护性规则，即旨在调整财产关系而不仅仅在于保护财产。法律事先建立了一套实在的财产权体系，里面层次复杂、构成精细，好似山林叠嶂。以所有权为例，包括所有权类型、内涵、取得方式及变动方式、特殊保护方法、相邻关系等，现代社会甚至还出现建筑物区分所有等制度的设计与展开。德国民法甚至以概念法学的极致，明确债物二分，将之贯彻到财产权的体系设计，形成一套严密的物权、债权区划体系，这种形式化设计延伸到法律事实，还产生了所谓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

　　相反，人格法在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民法上主要体现为薄薄的一些保护性规则。无论是罗马法时期[1]，还是1804年时期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时期的《德国民法典》，观其人格立法，都只是主要从侵权保护客体的角度简单地对人格问题加以规范:法国是概括式的，其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人们由此而解释认为，“人格”系在“他人”概念的应有内涵之内，受到禁受侵权的保护;德国则是具体式的，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该条款直接点出了生命、身体等具体人格为禁受侵权的保护客体。总之，民法上的人格立法直至近现代都体现出法律形式简易的特点，不仅量小，而且体系简陋，尚未发展出一套确认型规则，而是仅仅体现为一些简单的保护型规则。这种情况直到晚近才发生变化。

　　二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民法历史上“重物而轻人”，即重视财产、轻视人格呢?

　　如果仅从法律形式之发达与否言之，似乎可以这么说，财产法在民法上受到了特别复杂的设计，其规范外在体系上体现出远比人格法成熟的特点。无论是狭义民法上的债务关系法与物权法，还是商法上的商业组织法、商事交易法、金融资本法，或是知识产权法上的无形财产权制度，都主要在积极调整层面展开，体现为调整为主兼顾保护的复杂规则体系，因而成为现实丰富多彩的财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促进和调整规范、鼓励和导引依据。现实财产关系，因为这种重在调整规定的立法的促进与保障，显得异常发达，且能够及时更新，可以说，从效果来说，民商事财产法的发达史，就是人类财产关系的促进史，人类财产与财富的增长史。

　　然而，民法上人格立法从来没有体现为一种理念的落后，或者说从思想观念上讲，民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专重财产而轻视人格。毋宁说，其法律形式上的简单，乃是独特理念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民法历史上的财产理念乃是经济实用主义(罗马法时期)或经济自由主义(近现代);民法历史上的人格理念则是自然保护主义(罗马法时期)或人格先在论(近现代)。关于财产的独特理念导致了财产法向权利机制的汹涌发展，关于人格的独特理念却使得人格立法缺少权利化的动力。在人类民法学说史上，关乎人格问题时，从来都是理念上高度重视，但是这种高度重视在效果上却导致人格权利化束之高阁!

　　罗马法早期，人格问题和财产问题一样，呈现一种由人类早期自然主义法律思维指导的简单规则形态，即主要体现为一套简单诉权机制规则，无论是对人之诉还是对物之诉，早期法是在应对“私犯”意识下自然形成的，是一种私法保护法的特点。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分离。人格领域，由于人格关系依旧简单、冲突形态清晰，仍然体现为简单的相互尊重、不犯他人的需求，只需在消极面调整即可维持，人格法因此继续维持自然主义保护规则特点;财产领域，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很快复杂化起来，经济功利主义脱颖而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现实生活中的财产调整的矛盾不断凸显，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和合理分配要求也不断增长，这就对于财产规则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既要在消极面更细化保护规定，更应该在积极面建立一套严密的确权调整关系———人们不满于事后的冲突解决，而是不断地提出各种事先调整的要求，于是有关财产权及其体系的概念与规则产生了。从对物之诉中追溯产生了所有权等对物权，从对人之诉中追溯产生了对人权或债权，从所有权到债权，一个以旨在积极调整为特点的财产法体系开始发展起来。

　　近现代的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是在人文主义鼎沸时期应运而生的，作为对于漫漫中世纪的思想反动，以个人主义和权利自由为张扬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高度的理念化的思想运动，在财产和人格两方面都有着清晰而透彻的主张。在财产方面，是以市场和竞争为重心的财产自由主义，在新时期以一种全新的内涵促进财产法权利规则的发展，由此形成以私有权绝对为指导的物权制度和以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为指导的债法制度。在人格方面，是以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为重心的人格天赋论(法国)[2]或者伦理人格主义(德国)[3]，其共同点都是主张人格的法律先在，将人格高高举起，然而这种思想在民法人格规范实在化方面却停止了脚步。人格被看成是天赋的超法律的，法律(民法)当然不敢径行确认之，否则即为一种冒犯。是以，在法律形式上，民法上的人格保护仍然被处理为禁止侵害式的简单保护规则。这种法律保护形式在形式上仍然与罗马法相似，所不同者是“不法行为”构成概括化(法国)或者类型化(德国)了而已。但是，在观念上，这种简单保护型法律形式的背后，此时却不再是自然主义，而转为高扬的人文主义—－人格权因其天赋论而不得实证化。

　　三

　　21世纪的中国当下，当法治建设成为主旋律，制定一部先进的民法典成为国人的强烈愿望，在《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诸民法财产法组成部分初步立法告竣之后，是否应该启动人格权立法以及应该在何种方式上展开此项立法已经提上日程。在试图努力将自身置身于民法历史与民法未来的交汇意识中，我们发现，人格立法远比财产立法更为难以决断和把握，由此产生了多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人格权具有高于由民法规定的价值位阶，民法对人格只可言保护不可言确认;第二种主张认为，人格权民法实证化并无障碍，不过为了更好体现人格权与人格主体本身不可分离的特点，应当置于总则的人法之内;第三种主张认为，人格权不仅应当实证化，而且应当单独成编，惟其如此才可以在内在逻辑上符合其与物权、债权等均为实证权利的体系安排要求，同时也可以凸显新形势下人格权发展和保障的需求。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主张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当前的人格权立法作出合理抉择呢?

首先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第一种主张让我们立即想到它不过是人格立法民法历史的回声而已。然而，通过观念考察和剖析，我们已经认识到近现代民法上的人格先在论，不过是极端人文主义的人格理念化而已。在一个时期，它对从思想上打破中世纪基于宗教和等级观念的神启论与人格等级论有着重要作用，大大推进了欧洲的人文化和自由化运动，但是后遗症也出现了，由于它反对让人格权落地，即坚决拒绝人格权民法实证化，导致了其对现实人格关系调整作用极为有限。

　　过去一个时代，当现实人格关系简单到只需消极保护之时，这种只容忍保护性规定的立法模式，尚可敷其所用，但是自近现代以来，社会形态发生巨变，人格问题因为传媒、科技应用、医疗服务、机构监禁、精神评估、侦查科技、生物实践、基因检测等方面的突飞猛进，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人格关系开始复杂化，甚至出现了许多人格新型关系，如此摆在人们面前不再只是简单社会的人格保护问题，而更多的是复杂社会的复杂人格关系的调整问题。例如，如何平衡人身完整与医疗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隐私与传媒的关系等等。如此，如果继续固守人格保护型的简单立法模式，就会使人格调整实践在法律形式基础上显得十分虚空，现实人格实践全然无法获得确定性法律依据。人格权拒绝实在化与法治确定性要求是如此抵牾，以致观念上对人格高度尊崇与民法上拒绝人格权实证化之间的奇特关系，导致了十分荒谬的悖论:当社会复杂导致人格关系也十分复杂之时，尽管高举人格理念的大旗，但法官在“依法治国”而应“忠实于法律”的语境下，往往限于法律形式而不能满足现实对于人格关系的调整要求，换言之，理念追求与现实规范呈现出貌合神离的关系。

　　其次是人格权实证化的限度问题。如果说在“法治国”的语境下，随着人格关系调整需要的不断增进，人格权确认立法越来越显得不可或缺的话，一种忧虑必然伴随而生，那就是人格问题确乎不是一个简单实证化问题。第二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应该时刻注意，它们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应该是毫无顾忌的，应该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时时警醒不能遮蔽人格问题的特质，即人格权具有“与生俱来”且“挥之不去”的伦理内涵。尤其是第三种主张，应特别注意人格权利化绝对不能被简单理解和论证为法律科学逻辑的产物，以致将之与物权编、债务关系编同等化，否则，必定损及人格权制度应有的伦理价值与功能。[4]人格与生俱来的伦理特质提醒我们，人格问题与财产问题有着天然的伦理价值上的基本差异，前者因与人身不可分离始终是一种伦理存在，而后者即使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也主要是服务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功利要求。可见，人格权在民法上的实证化必须保证一个限度，这就是不能破坏人格自身的伦理性要求。

　　这里最重要的是人格权的确认方式问题。一个时期，人们按照支配权的方式来构思人格权实证化，但是这种方式会使得人格权沦为与物权同化而失去伦理品格。支配权式的人格权构造，不仅导致了人格客体化，而且也势必在逻辑上重新唤起伦理人格主义关于“自杀合法”、“自残正当”的忧虑。人格权实证化与人格权伦理保持之间的矛盾，其解决，取决于必须突破传统权利的构造思路，对人格权确认方式加以创新。一种崭新的权利构造模式应运而生:将人格权设置为一种受尊重权。这种人格受尊重权，其规定方式如下:首先正面确立自然人享有何种人格受尊重的权利;然后规定其排除效力，具体可体现为若干并列或不同层次的禁止行为;此外，还可以将特殊保护方法一并加以规定。通过受尊重权的设计，人格权既获得了实证化形式，又保全了其应有的伦理品格，可谓“落地而不入凡俗”。

　　由于受尊重权法律形式的发现，人格权立法在当代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除了一些新型民法典如1991年《魁北克民法典》之外，一些原来拒绝人格权实证化的传统民法典也通过修改走上了人格权确认立法的道路。法国最堪楷模，它通过创造性运用“受尊重权”或“不受侵犯权”的全新权利模式，以1994年第94－653号法律和2004年第04－800号法律的两次修正，力推人格权实证化，同时兼顾人格权的伦理化特质，对人格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确认立法并致力于其现代化，成功解开人格权立法上理念主义与实证主义不能兼容的历史纠葛，恰当因应了现实中日益复杂的人格关系尤其是人格新型关系的调整需要及特殊保护需要。

　　四

　　最后必须一提，人格权立法应由哪些内容组成?

　　首先，民法必须明确人格权的首要地位及相关规范的公共秩序性质。

　　其次，确立关于人格受尊重或保护的一般规范，同时规定人格权一般保护方法。如此，可避免挂一漏万，开放地指引司法实践。

　　第三，对人格交往实践中已经特别化了的应当加以明确受尊重界限的那些内在人格权逐个规定。其规定方式，均应该体现为受尊重权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排除效力的表述。

　　第四，应该对于人格实践中的某些极为特殊或者关系极为复杂的情形的延伸、细化规定，特别是针对在新时期高科技应用、复杂社会管理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人格关系给予规范。例如身体完整权在涉及医疗、器官移植、人体捐赠、生物实验、遗传检查和鉴别、代孕、机构监禁、精神评估等活动时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