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累 犯

【王代清，重庆市铜梁公安局法制科长】

【摘 要】在我国，大多数犯罪分子受过刑罚处罚，能够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后不再危害社会。但是，也有少数犯罪分子受过刑罚处罚仍不思悔改，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不久又犯罪，这就是累犯。累犯从犯罪形态上讲，是重新犯罪的一种。刑法作为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和保卫社会的工具，其效果如何，从重新犯罪率的高低上可以略窥端倪，重新犯罪的出现，意味着刑罚的具体适用尤其是执行乃至整个刑罚制度某种意义或一定程度上的不成功。因此，遏制重新犯罪的出现，控制重新犯罪率，是我国刑法所致力实现的一个目标。但是，由于重新犯罪这一概念范围过宽，既无重新犯罪之性质的限制，也没有重新犯罪之时间的限制，而刑法所要重点打击的并不是一切重新犯罪，而是那种性质较为严重、时间较为接近的重新犯罪，这部分犯罪就是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累犯。



累犯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也是重要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正确认识累犯的概念及构成要件，科学地运用刑罚手段同累犯现象作斗争，对于惩罚罪犯，降低重新犯罪率，增强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累犯的概述

累犯，是指因犯罪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
在我国，大多数犯罪分子受过刑罚处罚，能够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后不再危害社会。但是，也有少数犯罪分子受过刑罚处罚，仍不思悔改，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又实施性质较国严重的犯罪行为，从而构成累犯。累犯是一种屡教不改的罪犯，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危害较大，这是因为这些犯罪分子已经受过刑罚处罚，对他们已经进行过必要的法制教育和劳动改造，但他们仍不悔改，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的5年以内，又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罪，表明其主观恶性甚深，人身危害性大，改造比较难，累犯较之于初犯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一）累犯往往会耗费国家司法机关在侦破案件、进行审判和改造犯罪方面更多的人力物力；（二）累犯会削弱国家法律的权威，影响国家法律和刑罚在公民中的威信；（三）累犯的行为对社会心理秩序和对公民个人的心理秩序有较大的破坏性。所以，根据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1]，这样才能有效地对他们进行改造，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我国刑法中，累犯分为一般累犯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两种。

二、累犯的类型及其构成要件

（一）一般累犯。根据97《刑法》第65条的规定，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其构成要件是：
1、主观要件。前罪与后罪都是故意犯罪，如果前罪与后罪都是过失犯罪，或者前罪与后罪中有一个是过失犯罪，都不能构成累犯。之所以是如此，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决定的。首先，从我国的犯罪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故意犯罪。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犯罪，绝大多数也只能由故意构成，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危害的，也多是故意犯罪。因此，我国刑法理所应当将惩治故意犯罪作为其主要任务。由其所决定，旨在遏制犯罪人再犯罪的累犯制度也应以防止故意犯罪人重新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从而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其次，对累犯予以重罚的主要依据是累犯较之于初犯，人身危险性更大。通常认为，故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过失犯罪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犯罪，但过失犯罪人本身具有的人身危险性是很小甚至是没有的。鉴于以上两点，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前后两罪仅限于故意犯罪[2]。我国刑法对累犯的主观方面做了限制性规定，将过失犯罪排除在累犯之外，表明我国对累犯的范围是从严控制的。
2、刑度条件。前罪被判处的刑法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这就是说，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较重的罪。如果前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拘役、管制或者单处某种附加刑，后罪虽然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构成累犯；反之，虽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后罪却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同样不能构成累犯。这里说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所犯后罪根据其事实和法律规定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该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因为刑法分则有法定刑的条文都包括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凡是受过刑罚处罚又犯罪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累犯。这样，势必无限制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显然不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
此外《刑法》第65条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应当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犯罪分子，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并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这些犯罪分子虽然在逻辑上不存在刑法执行完毕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从教育犯罪人出发，规定了减刑、假释及死缓制度。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立功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可获得减刑或假释的宽大处理，从新回归社会，对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经过死缓执行的两年考验期间，只要没有故意犯罪则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经过减刑或假释出狱以后也有可能再犯罪，因而也存在构成累犯的问题。
3、时间条件。后罪发生的时间，必须在前罪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如果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所犯的后罪，不是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而是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期间，则不能认为是累犯，只能案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3]。所谓“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不包括附加刑在内。主刑执行完毕五年内又犯罪，即使附加刑未执行完毕，仍构成累犯。所谓“赦免”是指特赦减免。刑法以刑满或赦免后五年内再犯罪作为构成累犯的时间界限。如果后罪发生在前的刑罚执行期间，则不构成累犯。如果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五年以后，也不构成累犯。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以内。关于累犯的时间条件，1979年刑法规定的一般累犯为3年，反革命累犯无时间限制，此次新刑法将时间限定为5年。累犯的时间条件是与刑法目的相联系的一个问题，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回归社会的一定时间内，是其重新适应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就是其重新犯罪的危险期，刑法规定构成累犯的前后两罪的时间间隔，实际上就是这一过渡时期。而只有经过这一时期之后，才基本上实现了特殊预防。原刑法规定一般累犯的时间条件是3年，从司法实践的有关统计看，刑满释放4—5年再次犯罪的比例还很高，说明了3年期限的规定稍嫌短了些，将刑满释放后再次犯罪作为累犯从重处罚，一方面可以遏制再次犯罪率的上升，有力地保护社会，另一方面会更加催促刚刚回归社会的犯罪人遵纪守法，重新做人。因此，新刑法适时地将累犯的时间条件改为五年是适当的。
关于累犯的时间条件问题，实践中有两点应引起重视。第一，后罪的犯罪行为实施于前罪刑法执行完毕以后的5年以内，但其结果发生在5年以后，如何处理？我认为，从主观看，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是有所预见的，甚至已经预见到自己行为与结果的时间间隔；从客观上看，危害结果发生与犯罪人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应该认为该行为是有时间跨度的连续行为，是一个整体行为，所以，此种情形应作为累犯处理。第二，关于两罪的5年间隔期限是硬性规定，不能有任何弹性，即使一天也不能灵活机动，否则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是否满5年应以天为单位计算，具体地说，要以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赦免之日5年后的同日的前一天为已满5年的期限。
（二）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累犯是指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一般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规定与刑法典起草、制定之时的国内形势有关，是为了突出对危害国家安全性质的犯罪的打击。近年来，危害国家安全罪越来越少，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就更少见。因此，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规定在实践中的意义并不很大。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须符合以下构成要件：
1、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后两罪中有一罪是普通刑事犯罪，则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是否构成一般累犯，要根据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来认定。如果符合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则构成一般累犯。
2、必须是前一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过刑罚并执行完毕或赦免的后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罪没有被判刑罚，则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但法律没有关于其前罪和后罪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刑罚轻重的限制规定，因此无论前罪和后罪判处何种刑罚及其轻重，均不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成立，即使两罪或者其中一罪被判处低于有期徒刑的刑罚，如拘役、管制，也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
3、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时间上不受限制，至于后罪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之后什么时间内发生，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
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构成要件的限制比一般累犯宽得多，这是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立场，一再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阶级敌人，必须予以坚决、严厉的打击。

三、累犯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的处罚原则，经理了一个由“加重处罚”到“从重处罚”的变化过程。解放以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颁布的单行刑事法规中，对累犯采取的都是“加重处罚”的原则。例如，1934年4月8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1条规定，“凡犯本条例第3条至第30条所列各罪之一项或一项以上者加重处罚。”建国初期颁行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仍规定对累犯要加重处罚。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1979年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重新确立了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处罚原则。这一原则再次被1997年刑法所规定。所谓从重是在罪刑相适应原则下的从重，是以犯罪轻重为基础的依法从重，而不是脱离犯罪事实，不顾法律规定的盲目从重。从重是相对而言的，就是说对犯同样性质之罪的累犯比初犯处罚要重一些。从重也只能在该罪法定刑的量刑幅度内，根据累犯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酌情依法从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对累犯的从重处罚原则，应注意四点：
（一）“应当”从重处罚，即只要犯罪分子构成累犯，就应对其在法定刑幅度内处以较重的处罚，而没有灵活斟酌的余地。
（二）比照初犯从重处罚。即对累犯从重处罚应以初犯的刑罚为参照系，对累犯处以比初犯较重的刑罚。
（三）对累犯从重处罚并非一律判处法定最高刑，判处与否，要根据全案的诸种情况综合考虑。
（四）对犯盗窃罪的累犯的处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颁发实施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下称《解释》）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4、累犯；... ...。”而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单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结合《解释》第六条第三项和刑法第264条的规定来看，累犯只要再犯盗窃罪，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可以认定为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按照这一规定去做，事实上是对累犯加重处罚。我认为，这一规定与刑法第65条规定的“累犯，应从重处罚”是相悖的，应当予以修改或者删除。
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也不得假释。《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而《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是因为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和假释难以防止其再犯罪，难以防止社会危害性的发生，所以即使符合适用缓刑和假释的其他条件，也不能适用缓刑和假释。

四、累犯认定的几个问题

(一)前罪适用缓刑和假释的累犯认定问题
被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缓刑考验期满以后，5年以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我国刑法第76条的规定，缓刑是有条件地暂缓执行原判的刑罚，缓刑考验期满，犯罪分子没有再犯新罪，就不再执行原刑罚，因他没有被执行过刑罚，就缺少一个构成累犯的必要条件，不构成累犯。而且，构成累犯的，说明其主观恶性深，比较难以改造。宣告缓刑的，是由于其犯罪较轻，悔罪较好；缓刑考验期内，没有再犯新罪，说明其接受了改造，也不应该认为他构成了累犯。另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我国刑法第7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1款的规定，缓刑只是有条件地暂缓执行原判的实刑，对于缓刑仍然执行，办法是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如未再犯新罪，缓刑考验期满，就是缓刑执行完毕，原判的实刑不再执行。由于原来判过有期徒刑，以法定的缓刑的方法执行完毕，所以仍构成累犯[4]。我认为第一种意见较为合理。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如果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则不构成累犯，而应撤销假释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理由是：（1）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犯罪分子因犯新罪被撤销假释后，其前罪的刑法仍须执行，而不是“已经执行完毕”，故其后罪缺乏构成累犯的必要条件；（2）对新犯之罪按数罪并罚处罚的，已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无须按累犯对待；（3）如果对假释期限内又犯之罪认定为累犯，则不可避免地同刑法关于假释、数罪并罚等规定发生矛盾，并给法律适用造成困难。
(二)前罪已受外国刑法处罚，是否认定为累犯的问题
前罪已受外国刑罚处罚，是否能作为累犯的构成条件？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在我国的有罪判决和刑罚执行完毕。我国刑法原则上不承认外国法院的审判，因此，行为人在外国受过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判决或执行，以后又在我国犯罪的，不能认为具有构成累犯的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行为人在国外实施的行为，没有触犯我国刑律，虽然经过外国审判并执行了刑罚，也不能作为累犯的构成条件；如果行为人受外国刑罚处罚并执行的前罪，依照我国刑罚规定也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我们可以承认其执行过刑罚，作为累犯的构成要件，也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再行处理。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有道理，比较切实可行[5]。
(三)、后罪为数罪的累犯认定问题
对累犯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基于同一前罪的数罪（含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均符合累犯的规定，是“先从重，后并罚”还是“先并罚，后从重”？
1、异种数罪，例如前罪为盗窃罪，后罪为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后三罪均符合累犯条件，到底该不该分别认定累犯？依据数罪并罚原则，应当先分别从重然后并罚，刑法第69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根据该条规定，应当对后罪的数个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既然是分别定罪量刑，再根据限制加重等原则决定总和刑期，就应分别认定从重情节，然后再并罚。这个从重情节应当是全面的而非支离破碎的、完整的而非个别的。这其中自然应结合案件的具体实际，对后罪的每个罪的累犯情节都予以考虑，否则便是肢解个罪的量刑情节。由此看出，基于同一前罪的累犯进行分别认定，于法有据。分别认定累犯不同于重复认定累犯，分别认定累犯，是后罪中全部数罪或部分数罪与同一前罪均符合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而作出的逐一认定；重复认定累犯，则是同一个后罪与同一个前罪本应认定一次累犯却被认定了两次以上。前者合乎法法律规定，后者纯属错误。
2、后罪为同种数罪的情况，认定累犯。同种数罪一般见于连续犯罪，即同类多起事实一罪定性，比如多次盗窃，多次抢劫，多次诈骗等等，行为有多起，定性是一罪。 后罪为同种数罪的 情况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后同种数罪中有漏罪的情况，二是后同种数罪中有新罪的情况。刑法第70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它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这一规定说明，不管新发现的罪即漏罪与已判决之罪是同种罪还是异种罪，都应适用数罪并罚。换一个角度说，即便都是一个罪名，如已判决之罪为盗窃罪，待判决之漏罪还是盗窃罪，也不能将两罪数额累计计算以决定刑期，而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由此结合前文分析可以判定，对于漏罪为同种罪的，只要其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亦应分别认定累犯，即“先从重，后并罚”。刑法第71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由于新罪也是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罚，所以对于同种新罪，不管已判决之罪是否已认定累犯，都应分别认定累犯然后并罚。

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营口市行政效能投诉工作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现将《营口市行政效能投诉工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六月五日

营口市行政效能投诉工作办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规范行政效能投诉办理工作，推进勤政廉政建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我市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我市各级行政机关、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效能投诉办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效能投诉，是指投诉人认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依法行政、办事效率、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行为所进行的投诉。

　　前款规定所称不履行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行政效能投诉工作坚持公正公平、依法行政、快捷高效、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有错必究、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权限

　　第五条 市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负责受理行政效能投诉。各市（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驻营单位也要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办理行政效能投诉工作。

　　第六条 市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投诉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关行政效率、服务质量、工作作风等行政效能情况的投诉；

　　（二）组织调查、监督处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

　　（三）督促各市（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驻营单位对被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四）对各市（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驻营单位的行政效能投诉工作进行督办、检查、指导和考评；

　　（五）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行政效能方面的督察任务。

　　第七条 行政效能投诉工作机构在办理投诉工作中行使下列职权：

　　（一）受理投诉。受理属于投诉范围内的事项，并进行调查。

　　（二）协调处理。（1）要求被投诉机关或被投诉人提供与投诉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2）根据实际需要，提请或责成有关部门协助查处。（3）投诉内容涉及多个部门的，可以协调涉诉部门或指定牵头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三）检查督促。（1）要求被投诉机关或被投诉人就投诉事项涉及的问题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解释和说明。（2）责令被投诉机关或被投诉人立即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的行为，并要求对所造成的危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3）责令有关部门、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落实处理意见和建议并上报结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上报的，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原因。

　　（四）处理建议。有关部门或人员确有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或《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并建议主管部门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书面检讨、通报批评、限期整改的处理决定，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党纪政纪处分、经济赔偿、调离工作岗位或辞退等处理建议。　

　　第三章 投诉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投诉人可通过行政效能投诉公开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进行投诉。

　　第九条 投诉人投诉时，要说明投诉事项、理由、被投诉机关名称及被投诉人姓名，本人姓名、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等。投诉人要署名投诉，提倡逐级投诉。

　　第十条 投诉人进行投诉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确保投诉内容客观真实，不得捏造虚假信息，不得干扰和影响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投诉和打击报复投诉人。　　

　　第四章 投诉的受理　

　　第十二条 投诉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下列行为可以投诉：

　　（一）无法定依据或不依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检查措施等行为或者执法不公、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二）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虽受理但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三）对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解答、不受理、不办理，或者放弃、拒绝履行职责；

　　（四）对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申请，未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全部内容；

　　（五）未按规定公开有关文件和办事程序、标准、时限、条件；

　　（六）损毁、丢失或泄密当事人申请办理事项的有关资料；

　　（七）违反规定强行指定中介机构、企业、产品的；

　　（八）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摊派钱物、索要赞助、指定购买商品、接受有偿服务，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吃、拿、卡、要、报”的；

　　（九）滥用职权、态度生硬、蛮横粗暴、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或者有其他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的；

　　（十）设立的举报、投诉、监督、服务等面向社会的公开电话工作期间无人接听的。

　　第十三条 各级行政效能投诉办理工作机构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投诉可采取电话、书面等形式进行受理和登记，并应在2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办理。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应当向投诉人说明理由，并告知其向有处理权的机关反映或投诉。

　　第十四条 各级行政效能投诉办理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将投诉材料中需要保密的内容转给被投诉人，确需转交的投诉材料，应当摘要转交。

第五章 投诉的办理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效能投诉办理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应恪尽职守，认真做好投诉的受理登记、自办、转办、督办、反馈、回复和归档立卷等工作，做到及时、恰当、正确、规范。

　　第十六条 市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受理的投诉，按以下方式办理：

　　（一）直办。对较为简单、需要被投诉人主管部门立即处理的，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由受诉人员直接办理。

　　（二）自办。对性质严重、情况复杂或不适宜转办的投诉，需要直查快办的，由市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立案办理。

　　（三）转办。（1）对构成违反政纪的投诉，转监察部门调查处理；涉及对处级以下公务员进行行政处理的投诉，转人事部门调查处理；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投诉，转市政府法制办调查处理。（2）对基层单位工作人员的投诉，按“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交所在市（县）区政府或其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3）对不属受理范围的投诉转交相关部门办理。

　　第十七条 各级行政效能投诉工作机构对下列投诉不予受理：

　　（一）投诉人已申请行政复议、仲裁或提起诉讼，复议机关、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

　　（二）民事纠纷；

　　（三）行政效能投诉机构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投诉人在规定的办理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构的上一级投诉机构再行提出同一投诉的，该上一级投诉机构不予受理；

　　（四）对各级党组织、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等机构的非行政行为进行投诉的；

　　（五）信访或其他受诉部门已经受理或办结的。

　　第十八条 各级行政效能投诉办理工作机构对本部门有权办理的投诉事项，应当在立案（交办、转办）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上级要求答复的，应当及时书面答复；需要转办、交办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转交有关机构处理。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办理的，要向投诉人或交办、转办的上级机关说明理由和办理情况，经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最长不能超过15个工作日。　

第六章 投诉的处理

　　第十九条 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要依法客观地收集证据。对所取证据要认真鉴别，做到客观、公正、真实、准确。

　　第二十条 对责任明确的一般性投诉事项，通过转办通知单转交有关责任部门限期办结，并反馈结果。

　　第二十一条 对投诉内容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导交办的投诉事项，由市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采取召开协调会、现场调查、联合办公、责成有关部门牵头调查或直接调查等形式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根据检查、调查，查实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确有不作为、乱作为等不依法行政行为的，视情节轻重，对有关责任部门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或《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并将此结果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机关目标管理考核的依据。

　　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内容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行为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推诿扯皮；接待不热情、不文明，与办事人员发生争执，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部门（单位）对行政效能投诉中心转办、督办的投诉事项办理不认真、不配合，不按期反馈或反馈结果不真实，敷衍了事；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给当事人造成影响和损失；因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差，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或被新闻媒体曝光批评。

　　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内容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发生“吃、拿、卡、要、报”现象和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工作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未经审批擅自组织检查，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未按项目否决请示制度规定办理，致使投资数额较大的项目异地投资；过失单位或工作人员对投诉者进行打击报复。

　　第二十三条 同一部门在一年内被投诉并查实累计5次（含5次）以上、被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2次（含2次）以上或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1次以上的，该部门本年度机关目标管理考核不能被评为优秀单位。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或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年度内被投诉并查实5次（含5次）以上、被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2次（含2次）以上或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1次以上的，该单位在本系统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不能评为达标单位。

　　第二十四条 被投诉人有第十二条规定行为之一的，除责令改正外，视情节轻重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因服务态度恶劣、行为粗暴受到投诉并查实1次的，对其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由所在部门提出批评，并责令向投诉人赔礼道歉，本人本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秀；

　　（二）因办事推诿、扯皮违反工作时限要求、贻误工作被投诉并查实1次的，对其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本人本年度考核时评定为基本称职，扣发年终奖金；

　　（三）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故意设置障碍，有“吃、拿、卡、要、报”现象或不按规定程序办事和违规审批行为，被投诉并查实1次的，对其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本人本年度考核时评定为基本称职，扣发年终奖金；情节严重的，对其下达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年度考核评定为不称职；

　　（四）1年内被投诉并查实2次（含2次）以上的，对其下达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本年度考核时评定为不称职，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后又受到投诉并查实2次（含2次）以上的，予以辞退；

　　（五）构成严重过失的，由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六）构成违纪违法的，按规定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交办、转办的投诉事项推诿不办，查处不力，致使投诉人重复投诉，造成不良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承办机关及相关责任人下达《行政效能过失通知单》、《行政效能严重过失通知单》或者由监察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4年9月9日印发的《营口市行政效能投诉工作暂行办法》（营政发〔2004〕23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