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案件的审判应当重新补课——从80% 的“问题案件”说起

王礼仁


一、婚姻审判存在的问题

　　我对本市近年的二审婚姻案件进行了分析，竟然发现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属于“问题案件”。也就是说，有80%的上诉婚姻案件在审判程序或处理结果上存在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婚姻案”，并非都是错案，主要是程序上和实体处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而其中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审判程序上，将婚姻等身份关系诉讼完全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其人事诉讼的特点；二是将民法总则的有关原则，完全适用于婚姻等身份案件。此外，适用婚姻法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婚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忽视职权主义色彩

　　不少法官不知道有什么是“人事诉讼”，在处理婚姻案件时，根本没有区分财产诉讼与人事诉讼，将身份关系诉讼等同于一般财产诉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忽视婚姻案件职权主义诉讼的特点或色彩。

（1）法官不依职权收集证据，完全依靠当事人举证定案

　　具体表现在：其一，在证据收集上，一律实行一般诉讼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把举证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对于该依职权主动调查的婚姻事实，不依职权主动调查，完全凭当事人的举证材料定案。其二，对庭审中涉及的重要婚姻事实，则往往以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否认。对案件的真实事实或真正的离婚原因，没有揭示；对潜在的矛盾没有解决。其三，对于婚姻案件中的举证期限，也死抠一般诉讼的“证据失权”制度，对于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大都以“证据失权”为由，不予采纳。还有的认为，一审没有提出的婚姻事实或证据，二审不能提出。其四，对于当事人要求法官调查的证据，也以不属于职权调查范围为由，不予调查。如对婚姻有效与无效不调查；对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重婚或同居的事实不调查；对一方是否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不调查；对一方提出另一方有婚外情的事实或线索，更不调查和核对；等等。

　　由于一切全凭当事人举证定案，不仅导致许多案件都以当事人的证据不力而不予认定。还有不少离婚判决，完全依靠两、三张纸的开庭笔录定案，或者以当事人提供的几个很单薄的证据定案。有的离婚案件，甚至简短的离谱。比如一个离婚判决的事实部分，不到150个字（最短的只有122个字），竟然就解决一个三、五年，甚至几十年的婚姻。

（2）法官不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对自认、认诺等处理存在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一般诉讼程序中的自认等有关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但对认诺、不争事实如何认定和处理，没有规定。在婚姻案件中，法院能否斟酌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也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不仅在自认的适用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对于认诺、不争事实的认定和处理，基本上是按照处理财产案件的规则处理的。法官对于当事人未提出之事实更未加斟酌。如婚姻是否有效与无效或成立与不成立的事实，只要当事人没有提出，法官都不加斟酌或考虑。

（3）在案件处理方法上，忽视婚姻案件的情感色彩和人伦特点

　　离婚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处理离婚案件，应当努力实现弥合感情，消除隔阂，促进双方和好或者和平谢幕的目的。这是一项慎之又慎，细之又细的工作。然而，司法实践中，在处理婚姻案件的方法上，越来越简单化、程序化，忽视婚姻案件的情感色彩和人伦特点。至于处理婚姻案件的一些传统的好做法，如深入到村委会或居委会，或者当事人单位了解情况，邀请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做调解工作；因第三者介入婚姻引起的离婚案件，对第三者进行批评教育，或建议有关单位或组织进行处分，斩断第三者，为婚姻和好排除外部障碍；等等。都逐渐被抛弃，做得很少。在一些离婚案件中，因第三者引起的离婚，只有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和材料，法官几乎没有调查和接触第三者，更谈不上斩断第三者。对于一些判决不离婚的案件，也没有为婚姻和好扫除障碍，往往是一判了之。

2、将民法总则适用于财产纠纷的规定，适用于婚姻案件

　　在处理婚姻案件中，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将民法总则中有关适用于财产纠纷的规定和原则，完全适用于婚姻案件。如将民法总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有关规定，完全适用于婚姻案件。最主要、最常见的是将民法总则中规定的诈欺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以及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心中保留等，都作为处理婚姻案件的根据。从而致使无效婚姻范围扩大，使大量有效婚姻或瑕疵婚姻成为无效婚姻。甚至将未成立婚姻也作无效婚姻处理。对民法总则的有关附条件、附期限以及消灭时效等，也有适用错误现象。

3、适用婚姻法本身存在问题

　　对婚姻法本身理解和执行，也还存在不少错误。如有的法官根本不了解我国离婚标准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将婚姻法第32条所规定的绝对离婚原因理解为相对离婚原因，对具有法定离婚情形的案件，仍然判决不准离婚；将离婚赔偿等同于一般赔偿，不适当扩大离婚赔偿范围；认为精神病等无行为能力人不能作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或者法定代理人代为起诉离婚必须变更监护关系；一方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不受理，或受理后不能适当处理；认为亲子诉讼不能推定；等等。此外，在婚姻合并与反诉等方面，也还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都存在不少问题。

4、婚姻审判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本市法院婚姻审判存在的问题，并非局部现象。比如将人事诉讼混同一般诉讼，将民法总则错误地适用婚姻等身份案件，则是整个法院的一个普遍现象。 还有的法院甚至对于表兄妹1966年结婚，婚龄已经40年的离婚案件，也作为是“ 非法”的“无效婚姻”处理。 象这样的案件，还不是个别现象。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30年的表兄妹婚姻无效 ， 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31年的表兄妹婚姻无效。 这充分暴露了法官对我国婚姻法的立法历史和有关法律的溯及力知识了解掌握不够。事实上，根据1950年婚姻法5条规定，禁止近亲结婚的范围，只限于“直系血亲，或为同胞的兄弟姊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之间结婚，“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因而，上述婚姻是有效的，现行法律没有溯及力。

　　不仅边远山区法院的婚姻案件审判质量不高，一些发达地区法院的婚姻案件判决质量也不高，如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08年9月23日的（2008）崇民一（民）初字第2808号离婚判决即是。该案经法院审理查明，“婚后不久，被告经常参与赌博，且屡教不改”，但法院又因 “被告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缺点，要求夫妻和好”，而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彻底破裂”，判决双方不离婚。 这一判决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不仅法官在婚姻案件审判中，犯一般知识性错误。一些法学理论刊物或专业性报纸，所刊登的文章，也有不少知识性错误。如有个法官写了一篇涉及身份关系能否适用自认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身份关系案件也可以适用自认。《人民法院报》竟然刊登了。至于民法总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是否适用婚姻等身份关系，这方面文章的问题就更多了。

二、婚姻案件审判应当重新补课

　　婚姻审判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不够、掌握法律不够、调查研究不够。因而，要搞好婚姻审判，必须补好“三课“，即思想认识课、法律知识课、调查研究课。

（一）补认识课——提高对婚姻审判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对婚姻审判重要性和复杂的认识不够。一般人认为，婚姻家庭案件是传统的“老三类” 案件，属于简单民事案件，没有什么复杂问题。办理婚姻案件的法官往往凭经验办事，对新的婚姻法律制度和日益变化的社会现象，不学习，不了解，不研究。有的甚至认为，离婚案件不论判决离婚或不离婚都可以，不存在正确与错误问题。在离婚审判中，既不认真研究离婚标准，也不重视具体个案的实际情况，随心所欲，马虎从事。因而，进一步提高认识，是搞好婚姻审判的重要保障。

　　　　　　　　　　　　“村官”职务犯罪情况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李宁 张海鹏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持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扶持、投入力度，农村、农民收入均得到迅速发展。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农村基层村级组织人员为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各种因素的诱惑，在农村财富不断增加和政策发展机会不断涌来的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也就是所谓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信访举报、告发上诉事件逐年增多，广大农民对此类案件反映强烈，日益成为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以笔者所在院受理的举报线索和查办情况来看，关于“村官”犯罪的举报线索和查处情况也是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9年到2012年10月份，共受理各类举报线索283件，其中涉及农村的线索112件，占总受理线索数的39%。2011年，本院共受理来信来访案件106件，其中涉及村干部职务案件的29件；2012年至10月份，共受理来信来访56件，其中涉及村干部职务案件的26件，这不仅造成了国家投入的涉农资产的大量损失，也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笔者结合本院工作实际，以近年来笔者所在院依法查办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展开分析，并就相关预防对策，结合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谈点思考，也希望在促进农村村级组织人员队伍建设上有所帮助。

一、村官职务犯罪方面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

这些信访举报案件中，经分类统计，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管理环节。该环节的涉案人员主要是参与管理和直接经手具体事务、资金的乡（镇）、站所领导职工、村委干部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或挪用农村基础建设资金。从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线索看，一般表现为，贪占土地承包费和宅基费等集体财产，这类案件占举报线索的24%。

2、专项款物管理环节。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会保障等专项款物管理环节，一些村干部利用灾害申报、处理紧急，监督滞后等因素，对村民隐瞒国家惠农政策、补贴标准，暗箱操作，大肆国家涉农资金侵吞。犯罪主体多是采取对经手的资金进行克扣，虚列造表、伪造签字、欺骗审批等手段，骗取公款据为己有。一些资金管理人员借机构人员配备不齐，集部门领导、出纳、会计职权于一身，一人大权独揽，无人监管，挪用专款大肆挥霍。2010年、2011年我院受理这类案件线索有12件，占举报线索的10%。

3、退耕还林、粮食补贴资金管理环节。在退耕还林过程中，由于该工程涉及全县每个乡镇千家万户，点多面广，职能主管部门县林业局无法全面抽调人员全程参与，且规划面积是通过卫星测绘锁定，覆盖了农户土地、沟道面积，而一些沟道原本没有划给农户，一些村委干部在参与对退耕还林土地丈量、测算和申报过程中，利用沟道归属模糊，农户不知晓如何处理的心理，将该沟道所占面积虚列户名上报后骗取资金占为己有。在粮食补贴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多报耕地亩数，骗取国家补贴。从我院受理的112起案件线索来看，反映涉嫌贪污退耕还林款、粮食直补款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反映村干部在发放粮食直补、林业补贴的过程中涉嫌贪占的有56件，占举报线索的50%。

4、农村资金管理环节。部分村财务制度不健全，不按规定由财务人员管理款项，部分款项而是由村干部直接管理，不入财务账，致使资金长期滞留于个人手中，完全脱离监管，用随心所欲，导致资金被贪污、挪用挥霍一空。二是入账发票不正规，用收据和打“白条”的形式入账。从我院近两年受理的案件线索年，一般表现为，村财务不公开或公开不及时、不真实的问题，这类问题占受理案件线索的100%。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案件潜伏时间长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连选连任上没有明文限制，任职时间长的村支书、村主任、财会人员，通常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帐等手段，连续作案，不易被发现。从查处的案件反映来看，从开始作案、连续作案到罪行被发现的，潜伏期最短的不少于1年，最长的长达10年之久，而2年到6年的则占70%。

（二）窝案串案比例大

随着对农村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规定也得以进一步完善，使得过去个别村干部“单枪匹马”就能捞取好处的机会明显减少，“动作”空间明显缩小。如果不是几个环节、几个岗位合谋，很难实现贪占目的。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形式也由过去的个体腐败向群众腐败转变。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白

从查处情况看，“村官”作案手段中收入不入帐、白条入帐或虚设项目套取现金私分等方式占绝大部分，如今年6月查处的某村委会贪污窝案，其作案手段就是在收到征地补偿款，以修建村公路、村办工作室为名,虚报冒领，由村支书、村主任、副主任和村会计等4人私分。其次是大量用餐饮、娱乐等各种不需填开内容的发票，以各种可以规避财务管理规定的方式报帐，冲销个人或违法开支，甚至套取现金私分。

（四）发案领域受当地经济发展态势影响较大

如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乡结合部，职务犯罪多发于征地、拆迁等补偿款的管理使用过程中，而在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山区，则多发于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设施建设以及各种农民补贴资金的分配、管理和发放中。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诸如“村中道”等小微型工程，由于其单项造价低、施工点多，监管难度大，从而为职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擦边球”现象突出

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村官”对违法犯罪的认识也逐渐提高，“规避”职务犯罪的意识也不断提升。从受理的举报线索来看，有约占60%无法立案处理。其原因，或是因为村民联名举报，给了其补正的时间；或是因证据被有意识的引导缺失，造成认罪但无法定罪；或是帐面规避制造查处难度和成本，弱化查办部门的打击决心等等。

三、村官职务犯罪原因分析

一是部分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在一些案件的查办过程中我们发现，通过近几年的宣教工作，大部分基层干部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制观念，知道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但同时他们的这种法制观念非常单薄，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往往在一些实际问题上把握不住。如公款私存、挪用公款偿还村里其他债务等问题都是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造成的。这些人往往认为：只要不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只要是为村里办事，就不算违纪违法。因此说法制观念在一些基层干部的心中依然淡薄。

还有一些农村干部对国家法律法规知之甚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认识严重不足，加上私心杂念太重，私欲澎胀，经不起金钱诱惑，存在着“有机会捞一把”的侥幸心理，最终走上了贪污挪用的犯罪道路

二是部分村干部家长式粗暴、野蛮作风。现在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中普遍存在家长式粗暴、野蛮作风，这些人没有民主的概念，在作出决策的时候不征求意见，在村里的事务上专横独裁。如私自收费、敲诈勒索等行为，都是粗暴、野蛮作风的体现。此类案件往往牵涉的金额不大，但是激起的民愤很大，经常造成农村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