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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现将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印发给你们。
这个调查报告对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和国发〔1983〕60号文件精神的意见，对文物、宗教、园林、旅游场所集中的地方加强党政领导和统一管理的意见，都是好的和可行的。望各地、各有关部门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参照调查报
告中的意见，研究和制订进一步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措施，并同有关方面搞好团结和协作。

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先后到一些省市，从了解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点寺观的情况入手，对文物、宗教、园林、旅游场所管理职责问题和其它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就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比较广泛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现将主要的情况
、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开放全国汉族地区佛道教重点寺观的工作成效显著，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需要抓紧解决。
10年内乱期间，全国佛道教寺观中的僧道人员几乎全被赶出庙门，许多名寺古刹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文物、园林等部门遵照有关领导的指示，对一批重要寺观加以维修、保护，把它改为文物陈列、浏览休息场所，不少地方还利用它兴办工商、服务事业，安排知
识青年就业，吸收僧道人员参加工作，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精神，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国务院发布了国发〔1983〕60号文件（即《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确
定在全国汉族地区，开放163座重点寺观，作为佛道教活动场所，并规定其中曾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要在1984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移交任务虽然没能按期完成，但是经过各有关地方和部门同志的共同努
力，这一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截至1985年9月止，应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寺观，除极少数几地方外，都已移交、开放。这一重要措施的逐步落实，不仅使佛道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更加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大调动和发挥了他们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在港澳、台湾和国际都产
生了良好的影响，对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发展宗教界的对外交往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也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中央、国务院关于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
目前，除极少数几个应该移交的寺观还没有移交外，已经移交了的寺观，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遗留问题：一是对寺观的范围界限划定得不合理、不明确。如有的地方规定只移交庙宇中轴线上的殿堂，不移交两侧的庙舍；有的规定寺观范围以庙宇屋檐滴水为界，把本属寺观
范围内的通道、桥梁、场地，以及附属的园林、碑塔、放生池等都划出界外。二是交接双方在清理财物、房产方面存在许多争议。有些地方对房产的清退很不认真，以各种理由留下一些职工和家属长期占用。三是本属寺观或僧道人员所有的宗教文物，被文物或其他部门收管了的，至今仍以
“登记入库了”或“没有上级通知”等为由，不予清退。对于这些问题，各地佛道教组织、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切望当地党政领导机关严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志，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抓紧做好移交工作，尽快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现在确定开放的163座全国汉族地区的重点寺观，约占“文化大革命”前8000多座寺观的2％。按照国发〔1983〕60号文件 的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可自行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现在有的省已经这样做了，还有些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信教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或者已经自动开放了一些寺观，有关领导机关感到了不好掌握而没有给予答复或批准。许多同志认为，当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好移交、开放全国重点寺观的遗留问题，并管理使用好这批寺观上。但随着工作的进展，也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审慎而又稳妥地解决好确定省级重点寺观的
问题。此外，县及县以下的广大农村，还有一些零散僧道人员居住的小庙，现在也在自发地修整庙宇和进行宗教活动，情况较为复杂。有关地方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对于这样的小庙要了解，要管理，不能让其自流发展；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庙宇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今后
要严格防止在农村滥修庙宇。
二、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是今后长期性的工作。
按照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把全国重点寺观管理使用好，使之在体现党的宗教政策、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经了解，目前在全国重点寺观中，有一少半管理使用得好或比较好。这些寺观的僧道人员中有较强的骨干，有初步的民主管理制
度。他们在保护、使用好宗教文物，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还兴办了一些生产、服务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如茶园、苗圃、寄宿处、素餐馆，以及生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这样做，不仅在短时间内就把庙宇整修得整洁清，僧道人员的生活也开始实现自给，并有所改善；方便了
游客，对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还有一多半管理使用得不好或不够好。其中有些寺观由于移交后遗留问题较多，有关部门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争议不断；僧道人员同留住在寺观内的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之间矛盾很多，有的还不时发生争斗事件，使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实际上无
法管理寺观。也有一些寺观，由于僧道人员中没有较强的骨干，出现闹宗派、不团结和少数人勾心斗角、品行不端；有的寺观只有几个年高体弱的僧道人员，因而无力把寺观管理使用好。
根据各地经验，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发〔1982〕19号文件精神，管理使用好全国重点寺观，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坚决执行僧道管庙，以庙养庙，积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方针。目前，有些寺观在僧道人员力量不足，特别是缺少具有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情况下，按照自愿互原则，吸收一些条件合适的居士参加寺观管理，聘请少量懂宗教政策的退
休职工，协助做好管理工作，可以招用合同工兴办某些事业。有关部门不得以“帮助”为名，随意往寺观里派干部和安插人员，以免引起僧道人员的反感和不满。有这种情况的，应坚决纠正。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重点寺观要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遵照宪法、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在宗教界充分酝酿和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对不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逐步而又稳妥地进行适当的改革。同时，从本地实际情
况出发，积极兴办一些生产、服务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
寺观举办的生产、服务和公益事业属于集体性质，扶持和帮助寺观兴办这种事业，完全符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政府有关部门要象对待其它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一样，在发展方向和生产计划上给以必要的指导，在设备、物资和技术上给予可能的帮助，在税收上给以适当的照
顾。在有条件的地方，可给寺观划分一定数量的自留山、责任山，鼓励他们植树造林，护林养山，美化景观。寺观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僧道人员生活的改善，要逐渐把正常维修庙宇的责任担当起来，还要自觉地主动地对国家对地方作出贡献。
第三，抓紧培训僧道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是管理使用好寺观的必备条件。目前，全国重点寺观普遍存在着僧道人员数量少素质差的现象。当前重要的，一是要把爱党爱国、品德端正、有宗教修养、有领导管理能力的僧道选作寺观的领导骨干，依照习惯授予宗教职称。二是要抓紧做
好培养年轻僧道人员的工作。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计划地吸收一些完全自愿、条件适合的年轻人到寺观中来，采取多种实际有效的办法加以培训，作僧道的后继人。造就一支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队伍，不仅是当前管理使用
好重点寺观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今后加强党对宗教的工作，保证宗教活动能够沿着正确轨道进行的长远大计，要切实做好这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加强对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交往的指导。峨眉、武当、九华等佛道教名山，近几年都接待了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千上万名的外宾和游客。其中有不少是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来的佛教代表团组或人士，还有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和台湾同胞中的佛道教信徒，有的还同
我佛道教组织、重点寺观和宗教界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各地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对外宾和游客的接待工作一般做得是好的，但也存在着重视不够、接待不周，甚至发生违反外事、侨务、旅游政策等问题。现在有的地方的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也开始有组织地派人到港澳和国外防问
。因此，亟须对有关的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进行外事、侨务、旅游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改善接待条件，提高接待能力，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友好往来。在这种友好交往中，有关人员要做到不卑不亢，自重自爱。对于正常游客，特别是友好人士，要热情欢迎，以礼相待；对于极少数违
犯我国法律，干预我国宗教事务，以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的人，要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坚决揭露，适当打击。
另外，还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外国宗教组织和人士，以及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和台湾同胞损赠财物的问题。现在，有的地方和有关人员把开放寺观、进行宗教活动作为大量吸引捐赠财物的手段，甚至或明或暗地向人家索要财物，在国内外已经造成不良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应
坚决按照中发〔1982〕1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办理。对于外面有人提出在我国单独或与我合建寺庙教堂，或举办所谓社会慈善事业的，要及时向有关上级领导机关请示，未经批准，任何宗教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答应。如果是通过我宗教组织或宗教界人士，商谈非宗教性的经济事务，应
即报告政府主管部门，或介绍给有关经济组织，并积极协助做好这一工作。今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对下属单位有关这类问题的请示，应尽快答复，以免处理失误。
第五，明确落实佛道教房产的政策。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的同志认为，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清退和落实佛道教的房产，不能机械套用对待天主教、基督教的房产政策，对清退范围和时间界限都应定得适当。如笼统地提出，解放以后被占用的要全部退还，
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办不到的。经我们同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后，对于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的具体意见是：
（一）凡经各级政府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的寺观，以及现有僧道人员居住并有宗教活动的寺观，应将它及其附属的房屋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



（二）虽不属前述寺观管理使用的房产，但建国以后经人民政府正式承认，“文化大革命”前由佛道教组织 和僧道人员经营，或由政府房管部门经租的，以及近年来已经正式交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的，一律不再变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长期被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使用；或者房屋早已倒塌、拆除，经政府批准地基已被公用的，都不再列入落实佛道教房产政策范围。个别特殊情况，可由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酌情处理。
三、加强领导，加强团结，进一步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同心协力地做好工作
文物、宗教、园林和庄稼活场所集中的地方，特别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要加强党政领导，加强统一管理。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重要的风景名胜区，最好都设立人民政府，建立地方党委，加强统一领导，实行统一管理。由于各种原因，暂时不能设立政府而设产管理机构的，它的主要职权应是统一管理风景名胜地区的保护、利用、规划和建设，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和活动。有关风景名胜区内的文物、宗
教、园林和庄稼活场所及它的主管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该区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当然，这种统一管理应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有关方面共同开发、建设、保护、利用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性，而不应限制和妨碍这种积极性；应有利于密切各部门上下级之间在业务工作上的正常关系，而不应削弱
以至割断这种关系。这种统一管理，不应直接于预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去管那些不必要也不应管的事情；特别不要以统一管理为由，去侵犯寺观和僧道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各重点寺观交由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自主管理后，对寺观内文物、园林等的保护和使用，要自觉地主动地接受文物、园林等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指导。凡属寺观和僧道人员所有的重要文物、寺观附属园林及有关建筑物或附着物，都要一一登记造册，按照规定确定级别，建立档案
，制定措施，指定专人负责保护、管理。文物、园林部门可协助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僧道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保护文物、管好园林的能力。对于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和保护价值的宗教文物，如西安的大雁塔、武当山的金殿等，应由有关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采取特殊
措施，责成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各寺观对文物保管使用的情况，对附属园林整修管理的情况，对寺观的重要维修、改建或新建等事项，要及时报告文物或园林等部门审批。文物、园林等部门要同对待其他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文物、园林一样，依法对寺观的文物和园林的管
理使用，主动地进行检查、指导和帮助。各寺观要对文物、园林等部门的干部履行职责提供方便。凡是已经作为文物、园林场所使用的旧寺观，不许进行宗教活动，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功德箱，不准收取信教群众的布施和捐献。有关部门应积极劝导信教群众不要再到这些场所进行烧香燃烛
、礼佛拜神等宗教活动。
文物、宗教、园林等部门及所属单位，要积极支持、帮助旅游部门开展工作，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部门要认真关心、支持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在开展旅游工作中，要注意了解文物、宗教、园林等部门及所属单位的实际困难，照顾它们的实际利益。
第三，在佛道教组织和重点寺观集中的地方，有关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应有一位真正懂得党的宗教政策、熟悉宗教情况的主要负责同志，主管党对宗教方面的工作。讨论、决定各项重要工作问题，都要考虑在宗教界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对于同宗教直接有关的事项，更要充分听取宗
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意见，慎重决定，精心指导，避免失误，。要根据佛道教组织不同于党政机关、也不同于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特点，创造、总结对他们实行领导的经验，坚决避免和纠正政教不分、内外不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错误现象。应该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允许的范
围内，放手让他们实行自主管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当然，一切重大问题，宗教组织及其负责人应主动地及时地向有关党政主管部门报告。各级统战、宗教事务部门要经常地向同级党委和政府反映情况，请示工作；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关心、检查、帮助他们的工作。要根据工作
的需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充实、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提高他们的素质。
第四，在风景名胜区，在文物、宗教、园林和旅游场所较为集中的地方，要有计划有领导地对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进行党的文物、宗教、园林、旅游、侨务、外事等政策和纪律的教育。要教育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新生寺观内和其它宗教活动场所的制度和习惯，坚决反对和
纠正对寺观和僧道人员政治上岐视、经济上打击、作风上为所欲为，以及其它侵犯他们合示权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要象耀邦同志说的那样，不要把僧道人员当“外人”看待。要记住列宁的教导：“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对佛道教组织、他们的
负责人及所有僧道人员，要进行爱国守法、拥护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拥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拥护共产党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教育。
第五，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过去积累的问题过多，因而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开放全国重点寺观中，在各有关部门的同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今后，大家都要在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学习中发〔1982〕19号文件的基础上，提
高思想认识，加强全局观念，在各项工作中，加强联系，主动协商，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为办好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1985年12月29日
论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
——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规定的不足

刘京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 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条规定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人的仲裁申请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划上等号，以至于造成审判实践中有大量劳动争议诉讼的权益人因超过60日的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得不到司法上的救济。笔者认为，《解释》的该条规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以澄清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关系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作一探究，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法律规定的保障权利人通过诉讼实现请求权利的有效期限。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无权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虽可提起诉讼，但其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故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劳动争议诉讼时效是指劳动争议关系中的权益主张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
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因劳动争议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定期间。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制度最早出现于国务院1987年7月31日发布的《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六条中：“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属于本条规定第二条第一项（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从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或者从调解不成之日起3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二项（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自企业公布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当地仲裁委员会提出。”《规定》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规定，依据劳动争议的种类分别规定为60日、30日和15日。国务院1993年7月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条例》将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由原来的分门别类规定统一规定为6个月。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劳动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做出了规定。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而1995年8月11日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劳动法》第82条是对《条例》第23条的修改。修改有两点：一是仲裁申请期限的起点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之日”改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是仲裁申请期限的长度由6个月改为60日。对于“争议发生之日”作何理解，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三：1、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也是劳动部《意见》第85条的规定）；2、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作出处分决定之日；3、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因劳动权利义务问题发生分歧，并有一方向对方明确主张权利(提出解决分歧)遭拒绝之日。
本来“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不等同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因为争议的发生需要以当事人一方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并且能够和敢于或愿意与对方争议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尚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者虽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却不能、不敢或不愿与对方争议，就不可能发生争议。因而《劳动法》第82条才未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而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规定为60日仲裁申请期限的起点。劳动部的《意见》第85条却仍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就把《条例》所规定的6个月仲裁申请期限缩短为60日。在如此短的60日期限届满之后，劳动者就丧失了申请仲裁的权利，进而丧失了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终极司法救济的权利（虽仍有程序上的起诉权，但依据《解释》第3条的规定，法院受理后经审查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则被依法驳回诉讼请求，丧失了实体上的胜诉权），以致把《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作用限制于60日内。这显然不利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与劳动法的宗旨不符。从一定程度上讲，《解释》第3条所规定的补救措施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①这是因为：（1）《解释》第3条在把仲裁申请期限转化为诉讼时效时并未改变《劳动法》第82条和《意见》第85条所规定的60日期限及其起点（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2）对当事人来说，《解释》第3条规定的超过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后果与《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所规定的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后果几乎是一样的，即“不予受理”和“驳回诉讼请求”，都意味着对主张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当事人不能给予有效的救济。因此，上述观点一显不可采。第二种观点不利于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为用人单位相对于劳动者处于强势地位，其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处分，可能从利于本单位的角度出发，而致劳动者利益以损害。且该处分决定是否已清楚明白地以合乎规定的方式方法通知到了劳动者不无疑问。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理由有二：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机关刊物《人民司法》中的“司法信箱”中作了相关解答。“司法信箱”是最高法院各业务庭对全国法院系统疑难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虽然是学理解释，不是司法解释，在判决中不能直接作为依据来援引，但由于每个回答都经过各业务庭的集体研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指导和参考意义。《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上《乙是否超过了仲裁的期限》一文中对《解释》用司法信箱的形式做了符合社会实际的变通。该解答对《劳动法》第82条和《解释》第3条中“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注意期限的起算点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如果仅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事实，但双方并无争议，则不发生60日期限的起算问题……如果经审查，发现当事人的仲裁申请是在发生争议之日起60日内提出的，属于仲裁部门决定有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案件的实体审理。”司法信箱解释避开了是按《解释》60天，还是按《民法通则》2年诉讼时效的理论难题，认为主要是查清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将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拖欠事实不等于发生劳动争议”，这个理解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为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隶属性造成了劳动者往往先通过内部反映寻求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就造成实体权利的丧失，显然对劳动者极为不公。②二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在发生权利义务分歧后，一方向对方明确主张权利(提出解决分歧的意见)遭到拒绝之日方视为双方真正发生争议，此前，双方虽有分歧，但一方容忍或不愿、不敢提出解决争议的要求，不应视为争议已经发生。虽然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劳动关系及时解决的原则，且往往使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仲裁和司法部门对争议事实的确认成为困难，不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但基于劳动法保护弱者和倡导协商解决争议的特殊性，我们没有理由为求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秩序而强调劳动争议自权益人知道或者应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即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大多数心智正常的劳动关系当事人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向相对方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而不会等到对方破产、倒闭或容忍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提出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解决争议上的所谓效率而忽视了争议解决的公正性。
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这两种时效的关系问题出现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劳动法》第82条对仲裁时效60天的规定就是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即认为《劳动法》与《民法通则》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不应适用《民法通则》所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劳动法》关于仲裁申诉时效60日的规定。基于这种认识，诉讼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以权利人超过《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60日的仲裁时效未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迳行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案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处理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未明晰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
（一）二者的联系
1、二者都属于丧失时效，即超出法定期间就丧失了向有关法定机构请求保护的权利。法律规定这两种时效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及时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
2、二者都是法定的，不具有任意性，当事人不得以约定的方式改变。
3、二者规定的都是权利行使或存续的期间，期间届满权利人均丧失一定的权利，但实体权利本身并不消灭。
4、二者都是可变期间，可以中止、中断。
（二）二者的区别
1、二者的性质和期限不同。
　诉讼时效是民事审判活动所适用的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裁决的法定期间，属带有劳动行政性质的法律规范所适用的时效期间。
在期限上，诉讼时效又有普通时效和特殊时效之分，普通时效为两年。特殊时效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为1年。因涉外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期限为4年。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而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自《劳动法》生效以后为60日（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60日的除外）。
2、诉讼时效有延长的法律规定,而劳动仲裁时效没有延长的规定。二者虽都有中止、中断的规定，但中止、中断的情形不同。
申诉时效受“迅速、及时”原则的限制，因此不可以延长，而最长诉讼时效可以延长。《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二者中止的情形不同。申诉时效的中止有三种情形：一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在申诉时效期间内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从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申诉时效中止，结束调解之日起，申诉时效继续计算。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在30日内结束调解，即中止期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调解超过30日的，申诉时效从30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二是当事人在申诉时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时，申诉时效可中止。三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其办事机构的未予受理的仲裁申请，认为应当受理的，从当事人申请至受理的期间视为时效中止。
而诉讼时效的中止则不同。《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继续计算”。
二者中断的情形不同。依据民法原则，时效的中断，是指在时效期限内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已经进行的时效期限全部归于无效，法定事由消除后，时效重新起算。《劳动法》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未做出任何规定。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1997] 61号《关于已撤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可以再受理的函》规定：“当事人撤诉或者劳动争议委员会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就同一仲裁请求再次申请仲裁，只要符合受理条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再次立案审理，申请仲裁时效期间自撤诉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据此，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只有一种情形，即权利人在申诉时效期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后撤诉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撤诉处理的，申诉时效中断，从撤诉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而诉讼时效的中断有三种情形：一是因提起诉讼而中断；二是因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而中断；三是因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3、时效届满的后果不同。诉讼时效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实体权利的期间,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只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胜诉权,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及实体权利本身并未丧失。仲裁时效是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的权利，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不但程序意义上的仲裁申请权丧失，其实体意义上的仲裁申请权更是无从谈起。
4、适用范围不同。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适用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该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而劳动争议诉讼时效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程序之中,该程序是一种司法程序。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虽然以仲裁为前提,但法院的审理既不应是对仲裁实体认定正确与否的评定,亦不应适用仲裁期限的规定。③否则,法院以超过仲裁申诉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法律设立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对超过仲裁申诉时效的当事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几点思考与建议
通过上文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联系和区别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人民法院应否审查仲裁申请期限？《解释》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当事人仲裁申请已超过六十日时效而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进行审查，经审查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驳回其诉讼请求。笔者认为这种审查是不合法理的。司法审查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行政诉讼的范围，提起的诉讼是行政诉讼，应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做出的判决、裁定是行政判决或裁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劳动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工会是社会团体，用人单位也有企业、事业单位，它们均不是行政机关。由这些代表组成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自然也不是行政机关。由它做出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自然也不是行政行为，更谈不上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进行司法审查是不合法理的，此其一。其二，司法审查是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适用《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行政判决或者裁定。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是民事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做出的判决、裁定是民事判决或者裁定。其三，如果是司法审查的话，就应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被告，而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并不以它为被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是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当事人。如果人民法院把《劳动法》第八十三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理解为只是对该争议仲裁裁决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话，那么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实质上是人民法院理解上的误区。《中国劳动保障报》2000年11月30日刊载的《劳动法》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谈到，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应引入民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劳动者有证据证明曾向单位提出请求，或到行政部门信访举报的，应当按照民法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诉时效也可中断，在处理劳动争议时，仲裁部门应当适用60天的时效规定，而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时效两年的规定来审理。⑤
《劳动法》虽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但却是由劳动部所起草，带有明显的“部门立法”色彩，中间有强烈的部门利益条款。《劳动法》规定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劳动争议，而且劳动争议必须先经它仲裁，然后才可以进入诉讼程序。同时又规定了极短且极不合理的仲裁时效，这些都是为了部门利益。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是其特点之一。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法律偏离了公平和公正的轨道，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伸张。而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正可以弥补《劳动法》立法上的瑕疵，伸张公平和正义，而且合情合理合法。按法律适用理论，特别法与一般法都有规定的，且特别法规定不一样的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而一般法有规定的适用一般法。《劳动法》作为特别法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适用什么样的时效，也没有规定只是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否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特别法没有规定，一般法有规定应适用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自然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即普通时效为２年，工伤纠纷适用特殊诉讼为１年，且可以中断、中止和延长，经中断、中止和延长后总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二)《解释》第3条存在法理上的明显不足，应予废止。
1、《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所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届满的后果不是实体意义上诉权（胜诉权）的消灭，而是程序意义上诉权（起诉权）的消灭。而《解释》却视仲裁申请期限能够消灭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2、即使《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规定的仲裁时效有实体意义上权利的消灭效力，也只应适用于仲裁，而《解释》第3条却将其适用于诉讼。
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于民事基本制度和诉讼仲裁制度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劳动者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属于基本的人权，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显属依据不足，有越权立法之嫌。司法解释应与立法的宗旨、目的和立法的原则相一致，不能与之背道而驰。《劳动法》的立法宗旨、立法目的体现在该法的第一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⑥如果仅因为超过了六十天极短且不合理的仲裁申请时效，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又如何体现呢？该项规定违反了劳动法保护弱者权益的立法精神，也未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脱离了劳动争议关系的实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十分注意劳动者权利的保护。通过司法程序的补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受行政仲裁申请期限的限制。如果法院的审理也只能服从仲裁申请期间的规定，那么这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救的权利。”⑦
(三)仲裁时效的起算应有别于诉讼时效的起算。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法》既然仅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作出了规定，而未对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另有规定，那么作为民事案件的一种，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在当前理应适用《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也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审理中,法院也无需再去审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是否超过60日的仲裁申诉时效以及有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仅需审查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点以及诉讼时效在出现了法定中断事由而引起中断。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是要审查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而不是对劳动争议仲裁和会裁决的正确与否作出评判。法院在诉讼阶段再去审查当事人申请仲裁是否超过了仲裁申诉时效，以及有无正当理由，实际是在审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是否正确，这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宗旨是相悖的。⑧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起算前文已作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①王全兴、吴文芳：《的不足及其完善建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学者论坛2003年 3月17日；
　　②褚宸舸：《仲裁时效保护了谁？----质疑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有关规定》，载法律教育网　民法论文；
③；孙永金、叶世臣：《论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特点及适用》，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第37页；
④于敏：《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之研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十九卷第五期第138页；
⑤褚宸舸：《仲裁时效保护了谁？----质疑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有关规定》，载法律教育网　民法论文；2022220202004　4 2004年10月23日年10月23日
⑥虽然笔者认为《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应为保护劳动关系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而不应仅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如今的规定，贯彻落实起来也往往发生“异化”，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屡见不鲜，高擎起劳动法这面旗帜“难于上青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和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