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闵 涛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带普遍性的、严惩的社会问题，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被称为是世界的“三大公害”之一。因此青少年犯罪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警方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本文仅对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作一些粗浅的探讨，管见拙识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青少年的成长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该环境中的家庭和学校。然而如今，我国社会某些领域的无序和失控，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和学校，都产生了令人担忧、急功近利的“重物质、轻精神”、“重智轻德”、“法律观念淡化”的短期行为，不断影响甚至是直接作用于身边的青少年尤其以失误的家庭教育影响为重我国古代就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样一句话流传至今。现代社会文明进程发展到今天，这句古语是否还是不变的真理？面对青少年犯罪比例不断攀升，一些家长往往把责任只推给社会和学校。家庭真的不用承担责任吗？勿庸质疑，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确是导致青少年犯罪剧增的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作为基础教育的家庭教育的失误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家庭教育在教育系统中占据了基础地位，特别是家庭德育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更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可以这样说，青少年犯罪是家庭教育失误的直接显现。就现阶段我国家庭易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来看，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残缺型家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离婚、死亡或服刑以及其它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时，家庭的完整性便遭到破坏。这各家庭既给子女心理造成一定伤害，又给子女的家庭教育造成了严重的缺陷。相当多的孩子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因此产惩治情绪障碍，悲观失望、痛恨父母、嫉妒他人、不满现实，形成一种反社会的心理，最后就会以外漂方式逃避回家，极易造成犯罪机遇而做出违法犯罪之事。

　　第二种类型是盲目溺爱、放纵型家庭。如今，在不少家庭中家长对青少年由宠爱滑向溺爱。这种一味的迁就而不加引导的作法，导致青少年从小养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自私自利、惟我独尊、占有欲极强的心理。当其不断增长的需要欲望在家庭中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向家庭外扩张，由于外界不能满足其一贯的“手到擒来”的要求，加之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还较低，思想首先水平不高，还未形成健全的人格，青少年就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甚至不择手段，逐步走上犯罪的道路。盲目溺爱、放纵型家庭父母未履行好监护职责，他们对青少年的情况疏于过问，不能及时发现教育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甚至对于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有所察觉也放任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粗暴型家庭。现代社会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学历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样就加剧了教育内部的升学竞争。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家长往往把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以使他们将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他们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的要求大大超越了细小心灵能够承受的范围。他们奉行“棒棍教育”，不能耐性细致地说服教育。有的父母发现孩子犯了错误或有劣迹，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墨守“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信条，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打骂、不让吃饭、罚跪、捆吊、拷打、关禁闭，甚至赶出家门，造成孩子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绪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他们在心理上视父母为敌，流落到社会去找小兄弟取得“同情”、“温暖”，性格逐渐显示出粗暴和攻击性，有的在教唆犯的引诱、威胁下，堕落成罪犯。

　　第四种类型是父母有不良恶习的家庭。有的父母生活作风不俭点、不正派。如父亲“包二奶”、“养情妇”，母亲有婚外性、充当“第三者”等，这些都在思想上给子女造成负面的影响，客观上助长了子女在异性交往上的随便与轻率，是青少年性犯罪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些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有的还是小学、初中学生，小小年纪便谈恋爱，偷食禁果，甚至同居。在各大医院妇产科做“人流”的女青年绝大多数是未婚先孕者，其中有不少是在校学生。近年来，青少年性犯罪增多，有的地方，青少年性犯罪已成为仅次于型犯罪后的第二位犯罪。青少年性犯罪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受不良传媒和文化出版物腐蚀等，但与父母在性行为上的混乱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父母一方或双方嗜酒、赌博、吸毒、盗窃、卖淫嫖娼也是青少年性犯罪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未成年人好奇心强，可塑性大，善于模仿，但其分辨是非、控制自己的意志能力较弱，所以父母有赌博、酗酒、盗窃、卖淫嫖娼等不良恶习，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刺激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下违法犯罪的种子。

　　第五种类型是缺少思想沟通型家庭。当前，很多父母为子女辍学、离家出走等问题所困扰，其原因多数是父母与子女不能良好沟通造成的。有些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对子女关心爱护不够。有的父母，业余时间都用在泡舞厅、打麻将上，很少过问孩子的思想表现和学习娱乐。由于缺少沟通，形成思想隔阂，对子女的思想、行为也无从了解和掌握，以致孩子变坏了也不知道。据调查，个体工商业者、出租车司机、包工头家庭子女违法犯罪率较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很少在家，即使在家也由于奔波劳累，回家后倒头就睡，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花在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上。由于缺乏管教，加上孩子自我约束力差，一旦结交不良之徒，便容易走上歧途。

　　综上所述，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的影响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要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首先要加强家庭教育，消除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负面影响，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一、走出家庭教育误区，作好父母的减压工作。由于孩子是唯一的，因此独生子女家长的压力是很大的，心理也是很脆弱的，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的存在，使父母对子女寄予着厚望。只有社会的健康发展，即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减少父母的担心，降低父母的期望值。从而使家长建立正确的治家目标，从强求孩子成龙到先让孩子成人，从对孩子生活服务到生活指导；从对孩子单纯的学习督导到引领其多方面发展；从对孩子行为监控到诱导其自主选择；从要求孩子过多接受到启发其主动探索，最终走出教育的误区。

　　二、增加沟通时间，注重的亲密度。家长要多与孩子进行思想交流，并发挥家长的榜样的作用；创设和谐民主文明向上的家庭氛围；创设优美规范的语言环境；帮助青少年选择有益的精神食粮，给孩子以好的家庭熏陶和文化教养；家长要学教育理论，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林爱冰在《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成因》一文中发现亲子相聚时间与青少年犯罪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少年犯普遍感到的关心理解少也说明他们的亲子感情交流少，沟通阻塞。因此增加沟通时间是保持亲子感情的首要条件。其次要有正确的沟通方式，父母要多以鼓励、理解、尊重的方式与子女谈心，即使惩罚也要富于情感性，要伴随合理的解释。一些早期研究发现，只有在温暖的背景下，教育引导才能发挥作用。家庭成员间亲密、鼓励、支持的氛围对儿童培养乐观、自信的性格极有帮助。

　　三、建立父母、子女互相学习的家庭环境。今天的孩子和上一代孩子的最大不同是，他们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并且能够表达自己不同于父母的看法，而父母在社会急剧的变迁中，既有的知识和生活方式的过时和被淘汰是一种必然，尤其在信息时代。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鲜明的互补性要求两代人相互学习。正如一本书所述的：“一个新的媒体出现了，同时，当我们还不太了解它的时候，孩子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种情形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深刻的变化，它将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改变儿童的学习方法，改变家庭文化及代际关系等。当然，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我们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权威了。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和他们一起成长。”建立父母／子女良性的互动关系是维持和谐的家庭氛围的关键，在相互学习的氤里，家庭的亲密程度和凝聚力也大为增强，家庭就成为社会的稳定器而不是震荡源。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青少年个性形成、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对青少年行为、品德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加强家庭心理生理教育，重视家庭内部亲子间情感与言语方面的交流，协调家庭的亲密性和家庭的适应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济世良方”。



　　　　　　　　　　　　　　　商标注册申请权初探
　　　　　　　　　　　　　　　　——写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之际

　　　　　　　　　　　　　　李萍 贵州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商标注册申请权的确定能够在逻辑上衔接《商标法》关于禁止抢注条款的运用，有效扼制恶意商标抢注行为。虽然任何经营者均有申请注册商标的权利，但该权利不同于商标注册申请权。商标注册申请权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人享有的排他性权利。从法的正义价值、秩序价值及商标制度的效率价值，均可推定商标注册申请权的存在。从《商标法》第 31 条和第 41 条第 2款的规定也可推定出该权利。界定商标注册申请权时，应当考虑商标是否使用、第三人的使用是否导致混淆及第三人主观是否恶意等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三次修改的看点之一就是扼制恶意商标抢注行为。现行《商标法》第 31 条和第 9 条第 1 款是关于禁止恶意抢注商标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防止恶意抢注行为。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这两款规定却显得苍白无力，在逻辑上出现了衔接问题。例如：甲、乙、丙等 8 人合伙成立一饭店，经营的“龙大哥”辣子鸡在当地小有名气。甲负责饭店的经营管理，8 人决定将“龙大哥”申请注册为商标，此事委托甲办理。后来另外 7 人发现甲申请“龙大哥”商标注册使用的是甲个人的名义，而非以 8 人共有名义申请，遂向法院起诉。7 人起诉到法院后，法院立案庭存在的争议是“龙大哥”尚未获得注册，不属于注册商标，法院能否受理此案？有法官提出应当告知 7 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异议。《商标法》第 31 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由于 8 人的合伙为民事合伙，并非合伙企业，甲申请注册的是自己的饭店使用的商标，不属于“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的商标，因此不能适用第 31 条。虽然《商标法》第 9 条第 1 款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但 7 人要适用此条，必须证明他们对“龙大哥”享有在先的合法权利，而“龙大哥”为未注册商标，是否属于在先的合法权利，正是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一、商标注册申请权不同于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

董葆霖先生在他的文章——《尊重自然人和法人的商标注册申请权》中提出“商标局受理商标注册申请是尊重并承认商标注册申请人的申请权”[1]，仔细阅读该文后，笔者发现董葆霖先生将商标注册申请权定义为申请人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不可否认《商标法》确实规定了这样一项权利——依据《商标法》第 4 条（注：《商标法》第 4 条：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商品商标注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应当向商标局申请服务商标注册。）、第 8 条（注：《商标法》第 8 条：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规定，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需要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均可向商标局申请商标注册。但不同于董葆霖先生，笔者将此权利的名称界定为“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与本文所研究的“商标注册申请权”不是同一项权利。“商标注册申请权”是一项实体权利，而“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在性质上为程序权利，与诉权有相似之处。“诉权不过是通过审判诉求某人应得之物之权”[2]，与其类似“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向商标局提出申请，以求取得商标专用权的一项权利。

而本文所研究的“商标注册申请权”并非商标权的一项内容，它是关于已经使用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未注册商标的权利，它是商标使用人将其使用的商标申请为注册商标的排他性权利。

二、商标注册申请权存在的法理分析

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权利和义务，是由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或包含在法律规范逻辑中的，或至少可以从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中推定出来的[3]。虽然在《商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权”这一概念，但该权利可以从现有法律规范逻辑或法律精神、法律原则中推定出来。

?一?商标注册申请权的法律精神推定

我们可以从法律的秩序价值、正义价值及商标制度的效率价值中推定出商标注册申请权存在的依据。

⒈商标注册申请权存在是法律正义价值的体现

“正义是法最基本的应然价值，是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应然意义上讲，法是为实现正义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法始终以追求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目标。”[4]“知识产权法中的正义，意味着知识产权法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权利义务的分配符合正义原则，并且意味着公平、合理分享社会知识财富。”[5]经济发展，导致现代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多体现为非物质性财产。以前述的“龙大哥”饭店为例，其固定资产的价值远不如“龙大哥”这三个字的无形资产。与传统的物质性财产相比，非物质性财产体现为客体的非物质性。“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除了包含生产商品而形成的价值外，还附加有商标本身的符号意义价值，并且后者在商品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6]而”商标本身的符号意义”就是非物质性财产的一种。按照洛克的劳动财产学说：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每个人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是正当地属于他人。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人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7]。这是法律正义的体现之一。之所以有必要认可商标注册申请权的存在，是因为某些商标虽未注册，但通过使用已经使得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为商标使用人带来一定的市场占用率，进而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吴汉东教授将称之为“资信类财产”，“该类财产是经营领域中诸如商誉、信用、形象等财产化的商业人格利益。此类商业人格利益，包含有明显的财产利益的内容，是重要的非物质财富。”[8]这种资信类财产的形成，并非来源于商标本身，而是来源于使用人的苦心经营与宣传，是其劳动，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果，因此，对这种通过劳动所取得的、无形的、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吸引力”，应当在法律上予以认可。当然，不是无条件，全范围的认可。既然每个人对自己双手所创造的物质性劳动成果享有所有权，那对其所创造的非物质性精神成果也应享有权利。商标使用人通过使用商标，使其商标存在“资信类财产”——商誉得以产生和增值。对此使用人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如生产加工商品，也要付出脑力劳动，如怎么使商品服务更加吸引消费者。所以，依据洛克的劳动财产学说，商标之上的商誉应当属于该商标使用人，这正是法律正义价值的体现。对该商誉保护的途径之一就是商标注册申请权。

2.商标注册申请权存在是法律秩序价值的要求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秩序，“有了社会秩序，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有着可以依循的明确的界限，社会的运行有条不紊，人和其他主体，才可能处于安全的状态，”[9]社会秩序之一是经济秩序。维持正常有序的经济秩序，就需要规范市场的竞争行为。商标上存在的商誉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公众而言，他们为选定其认可的商品或服务，需要借助于商标。如果因为商标未注册就不对其商誉进行法律保护，允许他人任意使用，必然会给市场竞争秩序造成混乱，消费者不能通过既定的秩序?已认可的品牌?，选择到自己需要的商品，造成消费者消费安全的缺失。由于社会秩序可以使人类“获得参与社会的行为准则，对自己的行为前景做出预测和调控，以尽量减少行为选择的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和挫折，尽量提升参与社会和实施行为的效率或收益，并尽量降低行为选择的成本”[9]，因此，可以通过对未注册商标设定相应的法律规定，形成秩序，以降低公众的商品或服务选择成本。其次，如果对未注册商标的商誉不加以保护，部分不诚实的经营者必然会借助于消费者对该商标的认可，销售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放任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搭便车”的行为增加。如果经营者不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商誉，而是时刻想着如何“搭便车”，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竞争秩序是难以形成的。同时如果“搭便车”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如未注册商标使用人的水平，还会导致消费者对未注册商标的评价降低，导致该未注册商标之上的商誉受损。以上这些都不利于良好竞争秩序的形成，因此设立商标注册申请权是法律秩序价值的要求。

3.商标注册申请权存在是商标制度效率价值的体现

商标制度的效率价值体现在节约消费者的寻找成本。“寻找成本实质上是一种交易成本，是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哪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之前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调研而支出的成本。”[5]赋予特定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人商标注册申请权能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价值。由于这些未注册商标通过使用，消费者已经给予它较好评价，并通过该商标来选定自己认可的商品或服务。如果没有商标注册申请权，就意味着其他人“抢注”行为是合法的，并通过“抢注”取得了对该商标的合法权利，但其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不一定能达到先使用人的水平，消费者在凭该商标选定商品或服务后，可能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质疑，再次选购同种商品或服务时，必须进行调研，再决定自己的选择，这样就增加了消费者的寻找成本。反之，商标注册申请权赋予权利人要求有关机关撤销被抢注的商标，从而保证消费者通过该商标选定的商品或服务是自己所想要的商品或服务，节约寻找成本，体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效率价值。

?二?商标注册申请权的法律规范逻辑推定

知识产权属于民法范畴，相应商标注册申请权属于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具备一定赖以实现的力量和功能方式的民事利益”[10]。未注册商标之上存在的商誉是商标注册申请权的“民事利益”。《商标法》第 31 条（注：《商标法》第 31 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禁止恶意抢先注册的行为，同时第 41 条第 2 款（注：《商标法》第 41 条第 2 款：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第 31 条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 5 年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赋予被恶意抢注者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权利。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看，第 31 条是条件和行为模式，而第 41 条第 2 款是法律后果，它们保护的都是未注册商标之上的“商誉”，是保证该利益“实现的力量和功能方式”，所以商标注册申请权是能够从现行法律规范中逻辑推定出的一种权利。即商标注册申请权所保护的“民事利益”是商誉，而其“实现力量和功能方式”是《商标法》第 31 条和第 41 条第 2 款。

三、界定商标注册申请权时的法理思考

“长期以来，不管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都认为，法律的首要功能就是确定名分、明确权利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解决纠纷；‘定分’是为了‘止争’，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正所谓，‘法者，定分止争也’。显然，这里所说的‘定分’指的不仅是产权明晰，而且，还有各得其所的意思，即：各人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或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11]而“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资源社会分配的正义，是通过设定知识产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的，即通过知识产权人和其他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分配立法者所追求的正义”[5]，因此，对商标注册申请权的界定是使商标注册申请权人明确自己的权利范围，而义务人也明知自己的义务范围。

?一?设立商标注册申请权的价值考量

界定一项权利前，应当考虑设立该项权利的目标何在，即该项权利的价值。商标注册申请权的价值，首先在于保护未注册商标使用人所创造的存在于该商标之上的商誉。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在文明社会中，人们必须能确保他们可以基于受益的目的而控制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并占有和使用，可以控制他们用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以及可以控制在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下获得的东西。”[12]

其次，设立商标注册申请权还在于保护消费者。当未注册商标具有商誉后，它对特定消费者便产生了吸引力，他们凭借该商标来选取商品或服务。如果不对这种未注册商标进行有限保护，放任第三人的使用或注册，可能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混淆”是指由于被诉商标的存在，具有一般谨慎程度的普通消费者，误认为其所附着之商品源于原告即商标所有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