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浅论

李柯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我国保护公民特殊群体权益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在当时既适应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客观要求外，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内容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反映了老年人的心愿，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提倡老年人积极养老；强调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但由于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却没有及时作出修改，也没有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该法出台后，也没有明确该部法律在老年人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有关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规定的关系问题，加上指导性条款太多，其可操作性低，立法不够完善具体，内容不全，立法明显滞后的问题日逐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老年人权益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得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法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适应的情况也愈发突出，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起诉，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 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 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 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 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 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 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 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 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对于社会而言，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就需要我们全社会行动起来，大力弘扬和倡导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美德，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力度，使不善待或虐待老人者受到严历的制裁。在传统“家天下”的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 “孝”作为最重要的礼法的一种，不仅要求“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专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而且在法律上把“不孝”列入“十恶不赦之罪”。《唐律•斗讼》甚至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缺者，徒二年”。
老人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摘 要：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呼声的日渐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其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控告权、直接起诉权以及上诉权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存在重大的缺陷，而又缺少完备的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偿和救济。解决的途径在于完善立法，扩充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增设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诉讼权利; 司法审查申请; 国家补偿; 精神损害赔偿

目 录
摘 要 I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 　
（一）报案、控告、举报权 　
（二）申请回避权、复议权 　
（三）委托诉讼代理权 　
（四）直接起诉权 　
（五）程序参与权 　
（六）申请抗诉权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 　
（一）被害人享有的控告权、直接起诉权存在疏漏 　
（二）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三）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完善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 　
（二）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 　
（三）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四）增设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结 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的愿望，而且更有着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谴责、惩罚的诉求，只有满足被害人的这种愿望，赋予其拥有广泛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地位，诉讼活动的进行才能对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等各方面的权益作出适当合理的平衡。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总的来说，我国刑事被害人主要有以下几种诉讼权利。[1]
（一）报案、控告、举报权
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时有权向司法机关报告并要求依法查处。《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3款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该法第84条第2款规定：“被侵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
（二）申请回避权、复议权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31条规定，刑事被害人对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员，认为具有法定的回避理由时，有权申请其回避。刑事被害人对于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服，有权申请复议。
（三）委托诉讼代理权
有权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此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内，应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四）直接起诉权
首先，表现为被害人有自诉权，其次，表现为被害人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事被害人针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五）程序参与权
被害人有权参与诉讼程序。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有权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当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有权对当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质证意见；被害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进行就案件证据和案件事实阐明自己的意见以及反驳对方的意见的法庭辩论活动。
（六）申请抗诉权
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人民检察院在受到这一请求后5日内，应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为任务，尽管如此，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根本上来说被害人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规定、实际的运作与现实的需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害人享有的控告权、直接起诉权存在疏漏